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

胡锦涛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更新了发展理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论,明晰了实践诠释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第一要义、基本出发点、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陶行知生活德育思想摭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影响广泛,他倡导的“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和“教学做合一”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他的德育思想脱胎于生活教育思想,对当前复杂的德育工作环境,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陶铸调查研究的特色

陶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陶铸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调查研究的立场坚持以人为本;调查研究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作风坚持艰苦朴素。陶铸调查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和作风永远值得全体共产党人学习。     

论方东树的陶诗研究

方东树的陶诗研究在陶渊明诗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前人旧说,指出陶诗兼综儒道的特点,却认为失之于庄老;结合情、景、理对陶诗创作手法的分析,也丰富了前人对陶诗创作特点的认识。他把陶诗风格的自然平淡改为自然清深,是对前人见解的进一步发展。对陶诗用意和用笔特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较前人研究更为具体翔实。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中的儒学道统观念及以"义理"为本位的诗学旨趣。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去伪存真见铁证 毋庸置疑隐白梅——对叶植先生《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探究

习凿齿(328—412)暮年遁隐白梅,卒葬枣木山,有其遗迹及袁州的《郡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江西的许多地方史志记载为证。叶文对此全面否定。然历代诸多有关墓葬、碑文、家谱编修、人名字号的史料及论述以至习凿齿本人著述都证实,叶文所引为据者均失于考证,或违背历史真实,或有悖常理,或无的放矢,或以遭诬损的后人著作否定千百年前的史志等记载,全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