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社区“一老一小”代际间互助项目的价值取向与运行机制——美国代理祖父母志愿者项目的经验

美国代理祖父母志愿者项目是借助代际间服务型学习方法,以满足社区需求为导向,利用各类资源实施的一种社区教育和服务活动,旨在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和儿童青少年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生社区服务型学习生态。其运行机制包括涵盖招募选拔、志愿者培训、服务实践和绩效评估四个环节及分工明确的协同合作。其项目实践以循证服务模式为依托,项目设计与运行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效果评估体现了综合多维性。美国代理祖父母志愿者项目可以为我国发挥社区作用,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促进养老托幼一体化服务建设,构建互利共生的服务型学习生态提供参考借鉴。     

北方高寒地区塑膜暖棚育肥蒙古羊试验

对25岁淘汰蒙古羊进行了50天的冬季暖棚育肥试验,取得了显著的育肥效果。通过舍饲,试验组羊只期末体重4557kg,期增重686kg,平均日增重0137kg,分别比对照组的3973kg、127kg、0069kg多584kg(P<001).559kg(P<001).0068kg(P<001).试验组羊只胴体重、净肉重、净肉率、屠宰率均极显著或显著高于对照组。经核算试验组每只比对照组多收入2668元。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水浒传》特殊的“集体累积”成书过程,决定了它是“历史成份”极其稀薄的“英雄传奇”小说,其绾结短篇的特点,使众多“英雄好汉”的出身经历和聚义故事成为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体内容。这些主要源于宋元民间“说话”的故事,保留了大量社会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使《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风俗史”的意义。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水浒传》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经历了反复锤锻,同时也积淀、凝聚了“近古”以来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普遍的观念意识和情绪心理,形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意象。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寂护的判教与道次第思想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核心概念,体现在佛教修行的见、修、行、果等各个方面。寂护作为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者,在"见次第"方面树立了典范。他把有部、经部、唯识、中观思想按次第排列,为佛教徒的见地修证搭建了步步升进的阶梯。他把中观思想彻底地贯彻在教判之中,奠定了西藏佛教教理判摄的基本格局。受其影响,"中观"、"渐修"等词汇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标识。     

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

本文认为,蒙元时期蒙古语长方形圣旨牌文字aldaqu ükügü是固定词组,表示"处死"之义.文章指出,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所述"按答奚"为"杀",与蒙古语aldaqu对应,其中的"奚"字对音不确,该用"忽".彭大雅对这一词组的解释更是断章取义,以后者"死"替代前者"罚",把"罚"当成"杀",颠倒二词之义,导致惊人的大错.     

当代少数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特点

多年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明确告诉我们,只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能使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放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结合工作调研,就民族院校学生思想特点及对策作一简论。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