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天桥——北京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

提起北京的天桥，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天桥市场、“天桥八怪”。人们印象中的天桥是摆地摊的、耍中幡的、卖杂货的、卖小吃的，是一种热热闹闹的场面，很少有人把天桥与北京帝都文化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天桥文化就是北京的市井民俗文化。而实际上，天桥首先是一座桥，坐落在城市中轴线上，是皇帝祭天必经之桥，是北京城帝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才是天桥市场。天桥作为帝都文化的标志历经明清两朝，将近5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天桥东、西两侧形成热闹的大市场，是在清末到民国年间，距今有100年左右的时间。由此，我们在研究或宣传天桥的时候，不能只讲天桥的市井民俗文化，还要讲天桥与古代北京城鲜明的帝都文化。这种帝都文化更有利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展示。     

白鹿精神与朱先生

朱先生是"白鹿精神"的人间体现者,一个"大儒"形象,他并不是没有缺陷与不足的。他是清末士大夫和文化传统的代表性人物,与现代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他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对田小娥的不能容忍,揭示了他历史的局限性。     

建设中国的新歌(舞)剧--论京剧改革的田汉模式

在上个世纪的戏剧发展史上,以田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特色在于注重以现代文化眼光对传统京剧的思想内容进行改造,同时注意尊重、利用传统京剧的技艺形式,走出了一条文化创新之路。这条道路可称为“田汉模式”。通过对田汉个人的思想、创作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对这一模式予以总结。     

论田汉战时戏剧思想及成就

中华民族在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戏剧作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抗战八年,中国的戏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得以最壮烈的释放。“戏剧与抗战”早已以一种共生的姿态贯穿田汉每一次可圈可点的戏剧活动与艺术实践当中。他不只是在民族危难时发出最后吼声的戏剧诗人,更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剧坛先锋,当之无愧的梨园领袖。     

艺术和爱情的自喻化抒写——田汉1920年代的话剧创作

田汉喜欢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使他1920年代的剧作表现出很强的直喻性,从他的处女作《梵蛾磷与蔷薇》到后来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中,我们能看出田汉和他的苦难的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贴合。田汉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艺术和爱情进行了自喻化的书写,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孤独和苦闷情绪。     

《天问》的原创意图

《天问》采用疑问句式,内容“史而不玄”,可知其并非屈原怀疑精神的反映;其采用的问对形式是先秦理论阐释和辩难论对的重要方式。屈原以楚国使者和楚国学术的代表的身份出使齐国,《天问》有可能是屈原与稷下学者问对的纲要。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关汉卿》与田汉体剧作的主体风格

"田汉体风格"大体上是指"波希米亚式流浪、漂泊的罗曼司"。无论是剧本的构思特色、主体风格还是具体的创作手段,田汉后期剧作的巅峰之作《关汉卿》都典型地体现了田汉体戏剧的艺术风格。     

从天姥山的闻名到李太白的梦游

天姥山是浙东的名山,唐代诗人李白曾写《梦游天姥吟留别》,该诗为李白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天姥山到底在哪里?李白为什么要梦游?事实上,李白诗中的天姥山当在古越州剡县境内,它作为道教的洞 天福地之一,早在唐前就已出名,所以李白入浙,便称：“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天姥山在“唐诗之路”上具有其他景点所不能代替的价值,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应当积极开发它的自然和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