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洗血"——8世纪中国阿尔泰世界的杰出政治家回纥可汗顿莫贺事迹评介

公元779年,漠北回纥汗国可汗在九姓胡的唆使下,欲乘唐德宗初立之机,举国攻击唐朝。其宰相顿莫贺达干劝阻,可汗不听。于是,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发动政变,自立为可汗。顿莫贺登位后立即对唐表示:“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就在此时,一件关系到回纥与唐朝关系走向的惨痛血案发生了,这就是唐朝振武军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九姓胡。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一突发事件,这对顿莫贺来说是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一方面坚持与唐朝保持传统关系,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的民族尊严与实际利益,变可汗亲自接见唐朝使者为派大相接见,严辞斥责唐使,并传话说:“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万八十匹,当速归之。”唐朝付给他们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其马值。这场几乎酿成大战的危机,就这样平息下来。顿莫贺“以水洗血”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在当时对加深回纥与唐朝的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许衡、阿合马与元初汉法、回回法之争

汉法与回回法之争,是元初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通过许衡与阿合马这两个代表性人物,论述了汉族儒臣同色目理财权臣在治国理念上的深刻分歧,以及他们之间复杂、激烈的斗争。文章进而指出,阿合马等所以受到重用,许衡等所以会被疏远,关键在于理财之臣的聚敛政策正符合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在汉法与回回法之争中,忽必烈实际站在后者一边,由此改变了其先前的重儒政策。     

香妃魂魄归何处

一二百年来,香妃这个传奇人物流传着两种版本,其一是根据大量史实以及陵墓出土遗骸,翔实地考证了香妃(宫中敕封客妃)的生平,作为维吾尔族女子,深居清官28年,生活习俗备受尊重,墓中残留下奉安拉之名的<古兰经>文碎片,表明她的穆斯林身份.最可贵的是她所属和卓氏家族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有力贡献,成为促进...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始末

固始汗应格鲁派领袖之请,于1641年底出兵西藏,消灭第悉藏巴政权。从此,西藏地方开始在和硕特汗王的直接统治之下。随着固始汗的病逝,由于种种原因,和硕特汗王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转移到格鲁派领袖身上。和硕特部最后一位汗王———拉藏汗尽管在1705年重新夺回西藏统治大权,但由于其举措失当,最终导致1717年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拉藏汗的被杀,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对西藏75年统治的结束。     

试论成吉思汗"天力论"思想

成吉思汗利用蒙古社会传统的“长生天”思想,形成其独特的“天力论”:汗权天授;代行天职;恭行天罚;得天赞助;忠诚得天佑护。“天力论”思想是直接为忠君思想服务的。虽然它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理论,但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东突厥汗国谱系之我见

本文对薛宗正先生大著《突厥史》中突厥可汗谱系的阐述持有不同之见 :儒尼文碑中布民可汗应为乙息记可汗 ,土门可汗无子 ,则后东突厥汗国出自乙息记—启民可汗一系。前东突厥汗国小可汗斛勃世系另有所出。后东突厥汗国末期可汗世系应重作调整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唐代参天可汗道设立时间考

唐代为了加强和回纥的联系设立了参天可汗道,其设立的时间应在设立瀚海都督府后,故应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而《资治通鉴》所载在＂永徽元年＂设立瀚海都督府则可能是记载错误。所载＂龙朔三年改日瀚海都督府＂,应是＂瀚海都护府＂之误。     

论蒙古帝国1219年储君议定与1226年成吉思汗嘱托

在《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中,对成吉思汗立窝阔台为继承人的史实,叙述不一,形成了1219年和1226年两种说法。在分析1219年和1226年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审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人在1219年至1226年的经历,认识拖雷在1219年至1226年地位的上升,甄别《蒙古秘史》中为拖雷系上台而伪造的部分之后,两种记载可以得出一个统一性的解释,即,1219年的议定是继承人问题的首次提出,而1226年的嘱咐是这一问题的决议,对拖雷的偏爱和拖雷在1219年至1226年地位的上升,是成吉思汗对汗位继承人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成吉思汗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从蒙古帝国的团结出发,作出了传位窝阔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