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研究中GIS的认知过程及其人类因素考量

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引入,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沉淀积累和蓄势待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随着GIS技术的普遍运用,尤其是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的使用,遂成为该研究方向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GIS技术在人文地理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情况则略显滞后,其实质在于受人类因素影响下历史文献数据化的标准问题。此外,GIS技术自身定位不再局限于一种研究手段,而是呈现出向新方法和理论高度的认知过程。     

试论藏族堆谐艺术

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以能歌善舞著称。在众多的民间歌舞形式当中,“堆谐”是流传范围较广、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堆谐起源于13世纪萨迦王朝时期,流行于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时期,以扎木聂为主要伴奏乐器。堆谐艺术活泼、欢快、热烈,音乐风格独特、品类丰富,音调明快、高亢、优美。     

康定市吉居藏语所属问题

本文针对分布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吉居乡的藏族语言进行分析。吉居话的语言所属在以往研究里没有共识,有属于扎巴语的意见和属于康巴藏语的意见。通过与藏文的对比,可见该语言为一个属于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的土话,并非木雅语或扎巴语。基于与吉居话周边土话的比较,我们提出吉居话属于崩波岗方言群雅砻江组的假设性结论。本文的分析方法亦能作为识别康巴藏语中方言所属的参考。     

传统藏戏的审美张力分析

传统藏戏将教化性和审美性融合统一,形成了具有无限延展的审美空间,被藏民族一代代接受和传承。传统藏戏的多种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具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和强大的审美冲击力,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在艺术的审美中获得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藏戏中,主客体巨大反差产生崇高美,体现出藏民不屈的超越精神,以及克服和战胜恐惧后的心灵慰藉和平静;传统藏戏采用佛教逻辑叙述故事,集中体现藏民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信仰以及对于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凸显世俗的人性美;藏戏以美的艺术形式和程序化的艺术表演再现普通大众的味与情,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最终达到宗教教化的目的;藏戏中戏师的理性讲述与演员的感性表演形成对照,让受众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对于人物与情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反思;藏戏重复与回环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情节发展更曲折,人物形象更丰满,主题思想更鲜明,形成了复调之美。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民族记忆传承视域下藏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体系构建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例

藏族档案文献资源体系的构建,对改善馆藏藏族档案文献资源结构,做好资源建设工作有推进作用。论文分析藏族档案文献资源建设存在问题,阐释资源体系构建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现实意义,提出资源体系构建框架与实践应用建议。这一资源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开展藏族档案文献资源体系化建设,完整构建、保护与传承这一珍贵藏族记忆。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Tibetan fertility: An assessment

Existing knowledge of Tibetan historical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mostly based on ‘best-guess’ estimates and is heavily politicized. Using census data, I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fertility in China since the 1940s, with the objective of providing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that can be used as benchmark for future studies and debates on Tibetan demography. Following major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starting in the 1950s, Tibetan fertility unexpectedly increased from the late 1950s to the late 1960s. As noted in several existing studies, Tibetan fertility in China then declined swiftly from the early 1980s onwards and has now reached values close to replacement level. Focusing on the 1950–70 period, I examin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shaping the Tibetan fertility increase in more detail. This confirms that changes in nuptiality and disease-related infertility both played a role in pushing up fertility rates among Tibetan women in China.     

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及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