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风险承担与公司价值

商业银行具有脆弱性和负外部性等特征,再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众多中小债权人存在,政府便伸出援助之手对银行进行广泛监管,以免银行出现过度风险承担行为从而危及整个经济体运转。银行监管旨在限制银行机构风险、维持银行体系安全,但同时亦应有助于提升银行公司价值、提高金融和经济效率。本文着重分析了主要监管措施对银行风险承担和公司价值的影响,试图总结出各项监管措施的有效性。通过多国截面数据的实证模型我们发现,信息披露是激励相容的,资本充足要求和银行安全网有利于降低风险承担却不利于公司价值,而市场准入正好相反,监管权力、业务限制对两者均有反面影响。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治理理论的三种模式浅析——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为应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各种“危机”,各国相继开始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契机的推动下,各种政府管理理论相继出现,其中治理理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和信赖,而且并尝试着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中。可见,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实现这一理论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现实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三种发展和实践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模式和公民社会主导型模式,希望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空间场域延展的实践形态,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时代命题的现实阐释。现代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和细化为民族互嵌的再造及重释提供了场域空间,由于民族互嵌社区具有公共性、聚合性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立体化嵌套结构,催生出精准互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愿景”:理论层面,要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目标向度、方法向度、内容向度;实践层面,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以智能技术描绘民族互嵌过程的“全景图”和“晴雨表”,通过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提升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效能。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浅析我国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问题

乡村治理是我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更加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中面对更多的挑战。在阐述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之后,分析了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Mission drift and accountability challenge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We examine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facing organizations that pursue a social mission through the use of market mechanisms. These hybrid organizations, often referred to as social enterprises, combine aspects of both charity and business at their core. In this paper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ideal types of such hybrids, differentiated and integrated, and we conceptualize two key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they face: accountability for dual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nd accountability to multiple principal stakeholders. We revisit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recently introduced legal form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then theoriz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governing boards in particular, in prioritizing and aligning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objectives and interests in order to avoid mission drift and to maintain organizational hybridity in social enterprises. Finally, we discus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work for rethinking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organizations, namely business and charity.     

基层维稳的“人墙”模式及其反思——基于小镇在某祭祀活动中的维稳实录

维护社会稳定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在节日及重大活动中保持社会秩序稳定,防止诉求者在政府认为不适当的时候,以不适当的方式对外宣泄诉求是基层治理中常规的维稳内容。文章通过描述鄂北一个小镇在某次祭祀活动中的维稳过程,试图说明,目前小镇乃至于全国多数乡镇在维持社会稳定中,惯用一种以人盯人为手段,利用很多人员构筑出多层次的"人墙",将可疑对象控制在"墙"内,最大程度限制其向外界宣泄诉求的"人墙"模式。尽管,在多道"人墙"的阻隔下,维稳效果能达到治理者的预期目的,但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大,而且只是暂时隐藏矛盾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长远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采取这种方式维稳可能激发诉求者对政府的不满,暴露政府维稳工作的"软肋",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和诉求者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其最终后果可能是大幅度提高政府维稳的成本和代价。     

社区治理主体问关系:问题、成因与重构

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是一个关乎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主体间存在着权力冲突、关系混乱的状态,不利于推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社区治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而这又根源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要理顺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需要综合平衡各种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