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批俞评红”的一些问题——兼答刘绪源先生

不能简单地认为60年前的"批俞评红"仅仅是一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其内容、目的、性质,不能全盘否定其必要性和正确性。客观地认识其中的缺点和负面问题,但不能把它同"文革"等同起来,认为是"极左"的产物。应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当年的"两个小人物"发表文章的前后情况,科学地认识其文章的合理的学术"内核"。     

《红楼梦》中的鬼神观念与鬼神描写

在《红楼梦》中有大量关于鬼神的描写。从这些描写中可以发现,曹雪芹与后四十回作者对鬼神的态度同样是矛盾的,但他们却善于利用这些鬼神描写去教育和警醒世人,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意识;同时,这些关于鬼神的描写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体现出一定的神秘奇幻性、象征性和怪诞美。     

试析姚燮评点"红楼人物"之"人事"观

姚燮所谓的“人事”,其实是对世人常情的一种认识,对世人生存环境的一种概括。以此品评小说人物,往往可以在人物“难为之处”最能发现“人事”使然的合理根据,表现出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对生存环境与人物性格深刻关系的揭示,也更强调生存环境实际上就是诸般“人事”对人物性情的促成与影响。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人事”角度,构成了姚燮深入性格分析与人物评价的根本依据,成就并突出了姚评人物论平实而又深刻的理论特色。     

清代学者对贾探春形象的阐释研究

清代评论者对探春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探春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探春形象的理解表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探春性格典型化的过程就是由不同接受者阐释而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     

《水浒传》英译本的比较

作为一部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在我国较为流行的《水浒传》的两个英译本为赛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和沙博理的Outlaws of Marsh.本文笔者将对这两个英译本在翻译的风格转换及文化移植方面进行比较.     

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

对比和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实例,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等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从而对译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德伯家的苔丝》与《红楼梦》比较初探

《德伯家的苔丝》与《红楼梦》同是发生在封建社会穷途末路的时代。哈代与曹雪芹打破了文学对生活的虚饰, 突破了僵化的大团圆结局,对社会的偏见、伪善的道德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使人们看到了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引起的社会心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多层次的文化冲突。透过人物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的演变律动。两部小说在题材选择、事件处理、人物塑造乃至艺术手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社会、民族、以及思维模式上的差异。文章通过比较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更深地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学折射出的不同文化传统。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从版本的演变解读《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写作历程

《红楼梦》早期抄本均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经过戚序本以来的“消灭脂砚斋”运动,到程甲本刻本出现,脂砚斋苦心孤诣的特意署名被删去。一直到了胡适之后,才将曹雪芹自传之说渐次说成是真事,而原本与此书作者关系最为紧密的脂砚斋反而渐不为人所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