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化微肥在冬小麦上合理用量研究

在冬小麦上开展了活化微肥合理用量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每５０ｋｇ 冬小麦种子用１５０～２５０ ｍｌ 活化微肥拌种,每公顷比对照增产８８９ ～１０９８ｋｇ ,增产１４－７２ ％ ～１８－１７ ％ 。对照叶面喷施辅助试验,以拌种效果最好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论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入罪的进步意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他罪的界限;并提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完善建议。     

论迦陵词以文为词的倾向——兼评陈维崧革新词体的得失

陈维崧号称清词巨擘。他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是前人对他的词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受苏辛豪放风格的影响这一方面，而对他为革新词体形式所作的努力和这种努力的得与失注意得不够，因而就不能真正客观地理解他在词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同时对他的批评也往往不能切中要害。具体地说来，陈维崧革新词体形式的主要方法是以文为词，他的以文为词又集中体现为以问答形式为词、以议论为词、以才学为词和在词中对逻辑语言的语法关系的恢复等四个方面。迦陵的以文为词为克服传统词体语言老化做出了贡献，为清词的中兴注入了活力。其不足是容易流于松散粗豪、一发无余。     

普罗旺斯抒情诗中的骑士爱情观念

西欧中世纪骑士爱情观念最初以普罗旺斯抒情诗为载体产生并发展起来,这类诗歌产生于法国南部地区并由行吟诗人用普罗旺斯地区的方言创作并演唱,其中主要表现骑士的爱情情感和观念。骑士的爱冲破了中世纪的传统观念,使爱情至上,追求和崇敬贵妇人,把爱情与骑士的品格提升相结合,在迷恋神圣精神满足的同时不乏“通奸”和性欲的渴望。骑士爱情观念的产生,是法国南部当时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综合环境中骑士们新欲念得以抒发的结果。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迷失的教徒与堕落的骑士——福斯塔夫身份意义的解读

福斯塔夫的身份隐含特定历史期及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意义。经分析表明：福斯塔夫由于自我迷失和自甘堕落而表现出的厌世、投机和虚伪善变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相一致;福斯塔夫的身份及其身份与行为的反差影射了亨利四世当权时动荡不安的政局,反映了王权与教权的夺与和封建贵族间为集团利益争斗的现实;福斯塔夫身份意义对当代社会仍具引导世人扬善抑恶和获得道德启迪的作用。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刘须溪对辛稼轩的接受

词学界对于辛稼轩的研究已深入到其文学创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稼轩的文学创作也由词到诗到文 ,展现出全方位的探索景观。辛稼轩雄踞于词坛峰颠 ,既有对前人的吸收和接纳 ,同时也有对后世词人的启发和引导。因而 ,在稼轩之后的词史中 ,许多人笼罩于“稼轩风”的“晕圈效应”之中。刘须溪的词作篇目在宋人中仅次于辛稼轩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成为宋末辛派词人的“光辉的殿军”。本文试图以须溪“文本”为基点 ,从须溪词的比兴象征与须溪以文为词的特征两方面 ,对须溪从词体和词体精神上接受辛稼轩的作词艺术作初步的探讨     

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