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我爱比尔>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通过对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一系列情感及文化层面上的对比,展示了阿三无可选择、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从中隐隐透出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忧患,以及对任务关怀的现实悲剧意识、情感悲剧意识和命运悲剧意识.     

汪元量词浅探

汪元量是宋元易代之际的一位爱国诗人、词人。人们向来只重视他的纪实诗,却往往忽视他的爱国词,而事实上,他的词也是有着很大的价值的。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其词饱含着深沉的爱国情感,充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抗争力量;从创作方式上来看,其词亦有许多独到之处,如以词写史的大胆尝试、独到的比兴等。     

王孟诗派的创作与老庄思想

王孟诗派的部分创作,形象地表现了老庄的基本思想观点。它们和老庄思想一样,充满矛盾,既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精神、鄙弃功名的出世观念、追求理想社会生活和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又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和追求清静无为、无欲无得的主张。     

全真性命论及其哲学义蕴

以“先性后命、重性轻命”为核心的全真性命论 ,主要包括“性命双修”、“先性后命”、“性神命气”与“昼命夜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真性命论虽然渊源于钟吕 ,但其“先性后命、重性轻命”的性命论 ,与钟吕及内丹南宗有明显差异 ,除受到儒、释、道三教影响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内丹实践经验 ,也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化肉体长生为境界超越的全真性命论 ,不仅是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而且也是向先秦老庄哲学的回归     

对首度公开《孙中山致张作霖信》(附照片)的研究

作者据《盛京时报》等历史资料,证实由路孝忱来奉送交的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致张作霖信》是真实可信的。本文首度公开这封信的照片及作者考证成果,为研究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提供新证据、新思路,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原信件传抄错误。     

狂欢化写作——论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狂欢化”写作是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众多艺术特点中非常突出的一点。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研究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可以充分认识“加冕”、“脱冕”,“双声”(仿格、讽拟),语言狂欢等王蒙“狂欢化”写作的艺术特点。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王夫之批评“风骨”辨

对明代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王夫之著述的一大特色。王夫之论诗,能别开生面,不为成见所缚。“风骨”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自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系统地论述“风骨”后,附和标榜者不绝,王夫之对历来的“风骨”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由于片面追求“风骨”而导致了文风的粗豪乔野,并认为这种弊端的症结在于“气”不平。     

浅论写意花鸟画的继承与创新——从湖南画坛“三老”各具个性的花鸟画谈起

缺失文化底蕴和急于事功是当今花鸟画坛存在的隐忧.湖南画坛"三老" :王憨山、易画境、欧阳笃材,苦追传统数十年,至晚年方各创新路独树一帜,是继承和创新的"样板".继承是创新的出发点,创新是目的.思想、生活、技法是创新的"三大法宝"舍此别无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