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     

別样的风景——评蔺春华《王蒙文化人格论》

王蒙是中国当代作家中颇为特殊的一位,其人生与创作的丰富与复杂使他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蔺春华的《王蒙文化人格论》对王蒙复杂文化人格的存在形态及生成变化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并以此凸显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王蒙文化人格论》拓宽了王蒙研究的领域,也令当下的王蒙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

王士稹与田雯在清初康熙诗坛是"同郡同时"、官级相类、地位颉颃但诗美追求不同的名家,其交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人一生交往频繁,而非"隐然负气"、"不相结纳",虽然田雯与赵执信同样与王士旗所持诗论不同,但由于性格原因,田雯与王士旗不是"争名角立",而是关系融洽.     

再谈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

王维提出了一个关于山水审美活动中＂天机清妙＂的命题。这是他＂自觉＂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山水审美及文艺理论中最具价值却长期被忽略了的宝贵遗产之一。＂天机＂本指自然天性,源出《庄子》。其意蕴发展,到王维时代已大有内涵。王维之前或同时代,人们以＂天机＂一词加＂骏利＂＂俊发＂＂畅＂＂精＂等词,言说审美和文学艺术思维活动中的精神状态、灵感才思之情形。王维则以＂清妙＂作为＂天机＂的最佳状态与品质。＂清妙＂是一个意蕴很丰厚且极具审美面向的词语。王维本人极具＂天机清妙＂的资质。     

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

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中的一条记载,填补了《三字经》早期文献的空白。桂氏《家训》约成书于嘉定年间,《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至嘉定年间。桂氏《家训》的发现,使现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中叶一下子推进到了南宋中期,整整提前了近四百年,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王、区两说的立论基础,而且在客观上证明了宁波是现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区,慈溪桂氏家族最早将《三字经》列为蒙学教材用以教育子弟。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     

王勃昆弟考略

王勃昆弟个个才华横溢,并以文学显,在初唐文坛上成为美谈.其中王勃多为论者所称赏,但他的兄弟却鲜为人知.梳理王勃兄弟的生平、创作,重现其动人风采,展示其卓越才能,客观地再现王勃生活的家庭环境,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