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析论

清初三大思想家中唯一有词作流传于世的便是王船山,在船山留下的作品中,《潇湘怨词》最能代表其词作的艺术特色。文章试在充分解读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王船山词作用典的一般性规律。文章首先探讨了古代词用典的种类、要求以及作用,接着分析了《潇湘怨词》中用典的各种情况,最后沿着船山的爱国情感追溯其词作中用典的文学渊源。分析船山词中的用典并探究背后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爱国之心。     

贺麟王安石研究中的心学思想

文章从心论和性论二个方面,说明贺麟对王安石心学思想的抉发。心论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出发点,着力阐发王安石“建立自我”的思想。性论方面,认为王安石先主性善恶混,然后过渡到性善论。性善恶混可以强调后天人为努力的重要性。而最后归本性善论,是为了高扬精神的能动力量,心的将价值理想和深厚的文化蕴积融摄为一,以价值带动文化蓄蕴这种功能。以上诠释,是他新心学哲学理论的鲜明体现。     

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王阳明的一生,不是把追求功名利禄,建立“事功”放在第一位,而是要做一个“大圣人”,追求道德修养人格的完善,并且把自己所学的一点一滴教给众人,让“人人心中有定盘针”,目的是“好将吾道从吾党,归把渔竿东海湾”,不愧为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在教育上王阳明堪称一代宗师,他重视人才,认为“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他身体力行,文韬武略,卓有建树,他在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即所谓“真三不朽”“兼三不朽”。他所采用的许多教学原则和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对学生素质教育提升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

明王朝的治藏政策之所以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不应孤立地从明朝的国力强弱去评判,这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之朱学“王道”思想,还有草原文化的冲击及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发展形势等均有莫大的关系。在主观层面上,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崇尚法家、醉心于开疆拓土所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地看,这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