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中"义公"形象初探

南戏中的"义公"虽身处社会底层,但一个个古道热肠、疏财仗义,他们身上寄托了文人的道德理想,同时也体现着市井的世俗趣味.就谋篇布局来看,"义公"对作品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桃花牡丹岂相袭——驳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本文从人生境界、立身行事、作者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袭人与宝钗所代表的“假道学”与“真理 学”的区别。文章意在否定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

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桔”，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西台恸哭 实恸故宋——《西台恸哭记》的思想内涵探微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值国家兴亡之际，谢翱尽倾家资，弃笔从戎，投奔文天祥，随文转战各地。宋亡后，谢翱遇名台必哭祭文天祥。其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是追悼文天祥的感天动地之文，融注着对故宋的坚贞和忠诚。谢翱恸文天祥壮志未酬、为国捐躯，究其根本，则是恸宋朝沦亡、故国不再。他对丈天祥的感情，实质上是对宋室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习近平批判政治虚无主义的三个向度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政治虚无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将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致命的打击。对此,习近平从三个向度对政治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表现向度上,点明了政治虚无主义虚无党性、虚无信仰、虚无人民的种种形式;危害向度上,阐明了政治虚无主义给党和人民带来的重重危害;治理向度上,指明了肃清政治虚无主义恶劣影响的完整策略。这一系统的批判,对于新时代开展反对政治虚无主义的斗争,建设经得起风浪考验、人民忠诚拥护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