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

本文在全面和系统地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所蕴涵的重要宪法精神基础上，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文章中突出强调的“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主张，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重维度”出发，对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在国际宪法学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宪法学的学术理念有机结合的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尝试。     

新发现的农占书——《六十甲子农事喜忧图》的整理与初步研究

《六十甲子农事喜忧图》是流传于湖南民间的、与士大夫的农占著述不太一样的民间农占文本。这是一种全新的农占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以比较浅显、通俗的韵文写成,按六十甲子顺序,显然便于记忆和流传。对这类资料予以关注探讨,应是农学、农业文化研究的侧面之一。     

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深化与发展——基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视角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系统观念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并用系统观念来统摄"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进一步明确系统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社会和自然出发,确立了"有机体"和"集合体"的观念,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一个"有机""集合"的"相联系的总体",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一个系统的整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作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在内一整套范畴体系,并运用这套范畴体系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历代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把事物看作由各种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觉地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谋划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和新方略,使坚持系统观念成为党的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体系。     

习近平关于网络人才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路径研究

当今世界,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竞争格局深刻变革,各国纷纷抢占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把实施新的人才战略作为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创新发展、"网络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突破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潜在风险化解以及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角度,全面阐述网络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针对我国网络人才队伍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素质偏低、结构失衡、布局零乱等诸多问题,提出通过积极营造尊重网络人才的生动局面,切实遵循培养网络人才的内在规律,全面集聚激励网络人才的体制机制,以及大兴留住网络人才的蔚然之风等具体措施来加强网络人才建设.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人才理论,而且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持续做好网络人才工作的思想武器和基本遵循.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思想的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的理论根基，也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指引。执法工作与人民的距离最近，与人民的联系最密切，与人民的关系最紧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严格执法的论述，明确了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推进严格执法的应有之意。党的领导既是推进严格执法进程中的指路明灯，更为严格执法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严格执法的制度本源、主体、发展动力，更是其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手段。习近平同志关于严格执法的方法论论述，从确立执法的价值追求、建设执法队伍与健全执法制度三个层面系统厘清了全面严格执法的实践进路。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严格、公正、文明的价值追求，以严格塑造法律公信力、以公正提升执法质量、以文明加强执法效果。建设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不仅要树立以执法为民为核心、以职业道德为基础的法治信仰，为执法队伍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而且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效率，完善执法人才培养机制，为执法队伍建设提供重要的现实支撑。形成科学、合理、完备的执法制度，要从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和完善执法...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出了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新的文化使命,厘清了文化发展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要求,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文本基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分析框架,诠释了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提炼了这一思想蕴含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武器、人民中心;源于实践、开放包容的基本特征,凸显了领航掌舵,彰显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略论汉、宋铜镜纹饰中的西王母故事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汉代铜镜和石画像中经常出现。宋代铜镜纹饰之中也曾有过这一形象,然而其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均有所不同。西王母故事并非自宋代流传而来,所以人们一般都不熟悉宋镜中的西王母形象。本文试图指出这一故事的思想背景,并讨论宋以来西王母形象的变迁原因     

习近平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新的内在规定性和特征，即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新经济为依托，以优结构为遵循，以安全性为前提，以强创新为支撑，从而汇聚成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合力。同时，在新国际环境影响和新国内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这就要求在变与不变之间保持合理的弹性张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性动力，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以“双循环”营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氛围，以市场化改革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以虚实互益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从而化挑战为机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