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项羽之死——文化的视角

项羽兵败身死,除学界已多有探讨的社会背景、决策得失、谋略高下及其性格气质等表层原因外,深层次原因是"潜伏"于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仁义礼信"观念与"无颜见江东父老"意识、乡土意识与衣锦还乡观念和极端的复仇意识等。正因如此,才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泛讨论,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关项羽兵败身死原因的论争,并最终使其兵败身死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     

项羽与怀王:项羽政治品格的历史分析——以王夫之评论为中心

从先秦至汉初,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君臣尊卑之道,君尊臣卑以君守君道为前提,不能以厚实的君尊臣卑观念衡量项羽与怀王的关系。怀王排抑项羽在先,项羽独立发展在后,以当时君臣权利和义务衡量之,项羽没有绝对服从怀王的义务。古今学者对项羽放逐义帝而后弑之、背怀王之约的理解并非历史的真实。刘邦对项羽的批评正体现了项羽政治品格的光明磊落。     

朱湘与戴望舒对诗歌音乐美的不同追求

朱湘和戴望舒二人在追求诗歌外在音乐美上找寻的路子是相同的.戴望舒在后期转而追求诗歌内在音乐美,这种前后诗艺观的变化正是戴望舒在朱湘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在诗歌探索中从各自的情感经验出发,将诗歌的音乐美推向极致,并形成互为补充、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民间流传欧阳修之佚文《郭氏族谱序》辨伪

民间流传署名欧阳修撰的《郭氏族谱序》一文,从某些内容和撰写时间上分析似有可能是欧阳修佚文。然而通过细微环节的比较考析,这篇署名欧阳修作的族谱序文在没有发现新的文献证据之前当是后人伪托之作。     

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文化传统探论

西汉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始自刘交,终于刘向刘歆,代代相传,历久不断,对汉代政治、学术的影响深刻巨大.楚元王家族在学术文化上的突出之处,在于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刘向刘歆父子的治学道路,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逐步并出色地完成了西汉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融会诸子百家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古文经学派的显著发展.楚元王家族总体的学术倾向,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楚元王家族身为宗室,又深深介入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学政结合的特点,以学辅主的强烈政治色彩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影响力.综观整个西汉学术大势,与其他盛极中绝或无以为继的藩王学术相较而言,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学术文化第一世家.     

对生命体验的叙事型观照——试论小牛小说创作哲学

小牛笔下的湘文化写作,源于对底层生命体验的思考。对小牛小说进行分期观察,其人物叙事可以分为三类：俄式的＂小人物＂叙事;湘文化的民俗性叙事;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民众叙事。这三类叙事统一在作者对底层生存的道德关怀之中。     

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

湖南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均读[li],主要有5种功能：代词词尾、形容词重叠式词尾、副词重叠式词尾、语气助词和话题标记助词。它们极有可能是一组同源虚成分,本字都是方位处所义的“里”。     

高妈:《骆驼祥子》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祥子婚恋模式新解

高妈作为《骆驼祥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作者对她着墨不多,极易被人们忽视,但其实高妈相对于虎妞和小福子来说,更适合祥子对未来婚姻的希冀。高妈与祥子之间存在着超乎一般男女关系的好感和欣赏,在她身上凝聚着祥子与老舍对于理想婚恋模式的期待和向往。     

刘向历史哲学分析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 :历史总处在变化之中 ,王朝更迭 ,政权变迁、道德行废是其表现形式 ,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段退化的历史 ;历史的变化是天、道、君、臣、妇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和君。刘向历史哲学的形成 ,受西汉末年社会现实的激发为儒家价值观念所支配 ,而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其建构历史哲学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