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北宋馆职学士诗人群述论

北宋庆历、嘉佑时期,馆阁与学士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才士。欧阳修作为由馆职到词臣的著名文臣和文坛盟主,继景德杨亿、钱惟演、晏殊等馆职学士之后,与苏舜钦、梅尧臣等共同完成诗风的新变。由贡举锁院产生的唱和诗集《礼部唱和集》,成为馆职词臣学士诗人群唱和的典范。     

“性反抗”与文化悲剧——司绮纹、水秀、田小娥悲剧命运的透视

铁凝的作品《玫瑰门》和张宇的作品《疼痛与抚摸》都是研究女性悲剧命运的优秀作品，《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也一直受到高度评价。文章试图通过三部作品的女主人翁司绮纹、水秀和田小娥的形象全面揭示女性命运中的文化悲剧。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论甘肃代表团赴藏对改善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作用

本文以甘肃代表团赴藏为中心,来探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展,甘肃代表团的赴藏是在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主动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所好转,因此1919年甘肃代表团的赴藏,虽是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史上的惊鸿一瞥,却耐人寻味,值得仔细揣摩研究。     

其奥妙在醒醉之间——欧阳修贬滁心态散论

欧阳修庆历五年十月贬赴滁州,于庆历八年闰正月得治扬州,其贬滁岁月仅止两年。两年之间,撰写诗文达百余篇,且多有名章佳作传世。研讨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内心感情世界,以及研味其所撰有争议之作,都不应忽略彼时的险恶政治局势对其心灵的伤害。研究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心态,除了看到醉翁之乐,更应看到醉翁之忧;除了看到醉翁之醉,还应看到醉翁之醒;除了看到欧阳公在贬谪之中恪守不为戚戚之文的信条,还应看到其难免忧愤的内心。同时,还更应看到一贬夷陵再贬滁州对其一生的影响。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论黄脸曹操

通过对文学戏剧中白脸、黄脸曹操的比较,评析了《曹操与杨修》所塑造的曹操的本色形象。并在理性分析形象的基础上,挖掘了人物形象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价值、艺术质量和审美思考。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解休谟问题

从“是”能否推出“应当”的休谟问题,经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论证,变成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休谟法则。对此也有西方和我国的研究者不予赞同。可他们的立论大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依我之见,休谟问题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应当”不是由于有“是”,而是由于有“可以”才被提出的。     

文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协奏——梁修《花埭百花诗》用典艺术初探

梁修所撰《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又称《花埭百花诗》）在沿袭典象、套用成说、点缀语典等三个方面体现自己的写作姿态,采取了铺叙典故、运用典故进行比较以及延伸艺术想象等艺术手法。在审美态度上,作者有意无意淡化文化记忆的政治倾向,重新调整花卉评价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与情感取向,追求一种整体上的轻松感和诙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