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协奏——梁修《花埭百花诗》用典艺术初探

梁修所撰《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又称《花埭百花诗》）在沿袭典象、套用成说、点缀语典等三个方面体现自己的写作姿态,采取了铺叙典故、运用典故进行比较以及延伸艺术想象等艺术手法。在审美态度上,作者有意无意淡化文化记忆的政治倾向,重新调整花卉评价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与情感取向,追求一种整体上的轻松感和诙谐感。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略论严修与徐世昌的交谊

严修与徐世昌不仅有天津同乡、同年中举和曾经在翰林院同僚的关系,而且是脾气秉性相投,学问上互相切磋,政治上可推心置腹互相关照的密友。以往有关论著对徐世昌、严修积极投身戊戌变法维新,参加康梁阵营的种种政治活动介绍不充分,评价亦不够公允,本文有所补正。指出:严徐交谊是旧时代士人之间长期维系友朋关系的楷模,对新时代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的精华融入新型人际关系应当有若干借鉴和启迪意义。     

“知有欧阳而不知有昌黎”--明末清初的偏嗜“欧文”之风与早期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

欧阳修的古文在明末清初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艾南英、钱谦益等著名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但却由此产生了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摹拟效仿之风,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方苞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在对《史记》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方苞的这种评判,旨在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古文文统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也是出于建立一个既不全然复古,又不一味从俗的文统的需要。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 ,清代中叶始得复兴。武进刘逢禄精研公羊 ,有著作十三种 ,号称专门名家。刘氏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尊信公羊 ,排斥左传、谷梁。尊信公羊又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大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 ,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 ,谨守今文师说 ,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 ,确成一家之言 ,然何氏误解公羊处 ,也百般为之弥缝 ,乃至会曲说 ,未免不当。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 ,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 :一是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 ;二是文约事详 ,简而有法 ;三是不没其实 ,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 ,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 ,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操控理论视角下《醉翁亭记》译本比较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一千多年来,有多位海内外著名翻译家将其译成英文。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中的操控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转而关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文章将以操控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翟里斯的英译版《醉翁亭记》,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