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与延安文艺——纪念秦邦宪牺牲六十周年

秦邦宪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时期他统帅党的新闻、广播、出版大军为延安文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在主持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重视文艺宣传,调配著名文艺家负责副刊编辑,团结作家,培养新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积极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方向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     

艾思奇与延安整风时期的理论教育

在延安整风时期,艾思奇积极地投入到了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中,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不良作风,科学地向全党解释和阐明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的灵魂的本真意蕴,极大的弘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已经逐渐从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刑法理念、刑罚文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综合分析了学界关于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见解,通过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现状,探讨如何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并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和监督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大学生竞争失范行为的社会工作矫治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大学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竞争失范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文章从大学生竞争失范行为入手,归纳了大学生竞争失范行为的表现,进而引入了专业社会工作的操作方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矫治方法.     

“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

制敕文书起草和颁行即"造令"与"行令"在职责主体和程序上的分离,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元丰改制以前,三省在制敕文书签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用,属于"行令"的范畴,而"造令"则属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即"两制官"之职。三省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作用,虽与"造令"程序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程序之中。元丰改制以官制的"正名"为目标,而所谓"以实正名",对于三省来说,只是在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系统与"行令"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敕文书上的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而在此前后宋人恢复唐代三省制的各种议论,却显示着其特有的三省制理念。     

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鉴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中再审程序启动具有随意性,申请再审与申诉关系混乱,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严重,结合国外再审立法的经验和措施,在重构我国再审制度时,应当以裁判的稳立性和程序的安定性为根本;对再审作必要的限制;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此应取消法院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对检察机关民事再审监督权作必要的限制,并规定再审法院的级别和审案法官人数,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再审程序制度,以保证民事再审制度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目的真正实现。     

我国水资源浪费和污染的现状及治理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3年5月20日报道,黄河在汛期到来之前出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缺水局面,沿黄8个省区将面临49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缺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仍有不少人似乎并不知道水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在我国面临水资源严重紧缺的情况下,仍在漫不经心地浪费和污染着这种稀缺的资源。唤起全社会的关注,治理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的一大顽症 ,它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本文分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现阶段的表现特征及危害后果 ,从认识论、世界观、组织领导、历史文化、体制机制五方面作了成因探源 ,提出了通过抓好治本之“纲、要、道、策”四条对策措施 ,达到整治和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之目的。     

民间信仰误区的解读与矫正——新时期农民信仰问题的调查

农村居民把民间信仰与信仰、宗教、迷信混同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经济、认识和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只有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加强民间信仰的科学化建设,实行民间信仰问题的委托管理,才能逐步把它引导到积极向上的思想环境上来,并转化为自觉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     

《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