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体系

马建忠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语法学理论中的句法学说,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我国传统语文学的句法观点,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句法理论。在《马氏文通》中,"句法"一词共出现了44次。《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由"句法单位论"、"句读成分论"、"次论"、"句型论"、"句子语气和句类论"等五个部分构成。     

浅论先秦时代"士"阶层与道德教育传播

从历史的观点看,“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先秦时代的道德教育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角色主要由“士”阶层担当。他们积极投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先秦时代道德教育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极大地促进了道德教育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在先秦时代“士”阶层则主要通过游说、设私学、身教、文字媒介等四种方式来传播道德教育。     

"算经十书"数学思想简论

"算经十书"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经典。探索和追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讲究明确的思想依据,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是其数学思想的精粹。"算经十书"构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传统数学体系,其发展主线是沿着探索、完善和提高"推步"前进的;它把擅长计算的推算和证明的推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传统风格和手段。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传统,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情何以非同寻常?首先是自“家庭变故”后,鲁迅一直在寻找“别样的人们”,从南京、东京,至仙台,鲁迅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其次,写作《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因生活中颇多“纷扰”而希望“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正是借回忆藤野先生而在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     

叶圣陶语文教育理论的人文观

叶圣陶语文教育的人文观是在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体现人的主体地位 ,确立人的主体人格 ,形成人的精神文化内涵 ,反映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人和人生的完整概念 ,他以学科为本位 ,以“立人”为基础 ,以发展学生的言语能力为核心 ,以帮助学生的现实人生为起点 ,构建了新型的现代语文人文观     

信仰之路--张承志散文的宗教性解读

张承志的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本真地展现了他极为独特的心路历程.对于草原的动情的回忆与描写,巳渐渐不能满足张承志全部的精神追求,于是,他踏上了自己的"荒芜英雄路",去寻求"清洁的精神"以拯救生存.缘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他最终走向了他的信仰之地--折合忍耶,接近了他所谓的精神的极限和艺术的极限.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