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明观论析

本文比较系统地评述了胡适关于文明内涵的界定和中西近代民族文化意识的比较，进一步阐述胡适建立在比较、反省基础上的再造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指出这是一种开放的、主动汇入世界现代文明潮流的有效途径。因此，胡适文明观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仍不失其意义。     

论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

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诗词中展现出的崇尚真朴,傲视荣贵的思想品格;提出了寓意于物,游于物外的审美态度;其被贬谪期间的作品展示了他看穿忧患,随缘自娱的超然的人生境界;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随物赋形、成竹于胸、反对雕琢、因任自然等重要理论观点。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论史铁生创作对人本困境的体认与超越

作家史铁生对“残疾”有了新的界定,他认为从广义上看,“残疾”不仅是指肉体的疾患,它是指人类先天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完美的残缺,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根本困境。命运永远给人以困境,这是应该试图超越的。     

论郁达夫与施蛰存小说艺术风格的异同

郁达夫和施蛰存的小说有同有异,很有可比性。其异同主要表现在:都属于心理分析小说,但其严格程度、感情烈度不同;都有对性心理的描写,但郁氏写的是性苦闷,施氏写的是性压抑;小说中都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但郁氏小说多描绘自然美景,施氏小说多渲染古典之美。两人小说风格的相同性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修养的共同性、现实人生的孤独和压迫感以及外来影响的共同性,不同性主要是生活经历、文学主张和性格不同造成的。比较两人小说风格的异同能让人们更好地把握两人小说的艺术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窥探作家创作的一般规律。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从《诗品序》看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美理想

作为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钟嵘的《诗品》以其"思深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而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其中《诗品序》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论“焦循易学”

焦循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他建构起用"旁通"、"时行"、"相错"等原则诠释易经的新的方向。其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于卦象之间的变化的规则,不如说是在对于自然哲学的描绘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关注于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的道德哲学系统。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世界的构成,源自人的行为的展开,而行为的意义则来自对于天道的当位与失道与否。行为的意义可以经由悔吝而得到修正。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焦循的易学通过对于价值世界的建构,继承了先秦儒学的道德哲学,体现出易经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命意义。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