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乎”与“与”用法分析

根据传统的说法,三十六字母中的喻母,一直到《切韵》时代都分为两类,喻母三等归匣母,喻母四等归定母(有人认为喻母四等与定母相近但并不归定)。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来有的方言现象"这一论点,并以《论语》、《诗经》等文献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作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本文针对这一观点,对《论语》中"乎"与"与"的用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论语》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不能成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论贤相伊尹的个人素质及其形成

伊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其突出的个人素质表现在精于至味之理、精通耕作之道、创制治病汤液几方面,即懂得如何吃饭、种地和治病。这正是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治理内政极其关键的因素,只有这三件事做得好,才可能完成祀与戎等国家大事。如此全面素质的形成,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勤于思索有关。     

评《易》学研究中之“雷氏A—D密码”

《易经》６４个复卦，历来均将之一分为二即分解为两个单卦来说明其规律性，而《１０分钟周易》一书则提出用“雷氏Ａ—Ｄ密码”将之一分为三即分解为三个“四象”予以剖析．数学分析表明“雷氏Ａ—Ｄ密码”关于６４个复卦卦象所呈现的某些规律的一套说法确实符合二进制，但总的来说是失多得少，而用它来破译“敦煌古卦”和“中天八卦”也显得证据不力。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论《周易》思维形式的特色

在我国思想史上 ,《周易》思维独具特色。这种特色在形式上表现为思维的意象性、数术性、逻辑性、直观性。《周易》因其显著特色产生独特而巨大的魅力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上官体"考辨二题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上官体"虽曾"贵显"一时且衣被后代,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唐诗史的演进影响深远,然而从当代起即受到了众多的误解与责难.因此,广泛地勾稽索引,刮垢磨光,理清上官仪的生平履历,以见"上官体"生成的真实面貌;深入地辩证考订,拂尘去埃,重现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新变"诗风所体现的诗歌艺术演进内在趋势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