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融合与自由超越:张炜创作的思想资源

张炜的小说创作思想源于其对多种文化理路的博览众采,其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化,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构成了其创作的主要思想背景,形成了他创作中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批判意向。     

张天翼童话的教化情结

张天翼童话创作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事倾向。促成张天翼童话创作成人化叙事的重要原因是作者难以摆脱教化情结。这种教化情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受时代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干预,取决于成人化的创作意向。教化情结及其叙事方式使得张天翼童话拘泥于成人想象而无法进入儿童世界。     

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父权家法社会中,在男式的观念、思想、行为、伦理、价值霸权话语中,女性丧失了自己的身份。《金锁记》的女主人公曹七巧就是父权家法下的牺牲品。张爱玲以冷静和同情的笔调在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中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曹七巧的情爱欲、生存欲和财物欲被扭曲后所产生的破坏力,刻画了现代女性在旧式大家庭中痛苦挣扎过程以及沉沦的轨迹,塑造了一个性格乖戾的抗争女性形象。文章用女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曹七巧悲剧重新解读,指出曹七巧的悲剧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宗法父权的否定。     

撕开历史沉重的一角－－论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性别的作家虽然探究了女性的问题,但没人能像曹雪芹和张爱玲那样,在文学创作中执著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曹雪芹的作品《红楼梦》记录了美丽的女性存在的美好和毁灭的惨烈,是关于男性对待女性态度的自我反省和拷问;张爱玲则着力刻画和揭露了女性人格中的缺陷及毁灭的荒凉,意在唤醒女性的自我救赎。二者都把女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以不同的形式使读者认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女性意识应该如何树立,女性应如何争取真正的自主的反应和应有的社会尊重。     

张养浩《三事忠告》的现代价值

《三事忠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箴书,是元代名儒张养浩所著《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的合称。《庙堂忠告》是张养浩为身居庙堂之高的显官们提供的施政建议,也是对自己担任礼部尚书兼参中书省事期间从政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心系天下的情怀;《风宪忠告》是张养浩针对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的要求,体现了执法为公的精神;《牧民忠告》是张养浩为地方县级行政长官提出的从政建议,针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内容,阐述了自己的为政理念,字里行间充溢着勤政爱民的思想。《三事忠告》体现了张养浩深厚的文化素养,“至君泽民”的理想和忠于职守、敢于直言的精神,反映了张养浩一生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它虽然距今已有700余年,但仍有值得借鉴的现代价值。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论张弦影视剧作的内核构成及价值得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栖创作于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张弦在小说界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要大于影视界。其实,深入研读张弦的全部作品,作为小说家的张弦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不逊于小说。文章以张弦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为背景,以其各时期的编剧作品为主线,阶段性地分析剧作的主题揭示与创作倾向,从中窥探张弦影视剧作的内核构成及其在创作过程中对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了解剧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而全面了解张弦的思想及艺术世界。     

张炜小说研究综述

作为当代重要的“三农”题材作家之一,张炜的小说呈现了现代性冲击之下乡土中国的发展与裂变,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并在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以及形式批评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张炜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深入张炜的文本世界及其精神内核,就必须立足于新时期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乃至全球化的中国语境特别是中国乡村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以自然权利诉求和现代性断裂为研究视角,准确理解和阐释张炜重要的文学实践,探究张炜小说丰富多元的文本内蕴。     

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