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深处的一声叹息--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以悲剧意识为切入口,从对人性的探索、对爱情和婚姻的探索、对人生的感悟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及其表现.     

出走堕落的娜拉——《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日出》比较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曹禺的《日出》,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性出走后堕落的故事,但是这两个故事恰好前后承接,互为文本,演绎了女性出走后,因经济原因受诱惑而堕落,在堕落中必然走向死亡的全过程,由此传达了两位作者对女性问题的不同思考。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互融－－兼论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多年来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处在不同政治地域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的创作均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风格.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和文化底蕴不同,因此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失衡的人性: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继承中外人学的思想潮流,深入意识底层写"破坏"中的男性形象.通过描写精神空虚的失势遗老,浮华于乱世中的纨绔子弟,颓败灰暗的夹缝人物以及极度压抑心理崩溃的一批典型男性形象,集中体现出该时代男性在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社会价值的普遍缺失,导致人性中动物性欲求的极度张扬,社会属性的隐退扭曲,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性失衡.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张孝祥词的创作特征的必要考察对象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