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后出师表》真伪考释

有学者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出置疑。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一、《后表》虽不载于《诸葛亮传》,但见于《诸葛恪传》;二、《后表》不是张俨、诸葛恪伪造;三、《后表》用语与诸葛亮习惯用语符合;四、《后表》立意与诸葛亮行为一致。由此可知,《后表》是诸葛亮的作品。     

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是指导演所使用的使影片文本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特色的艺术方法的倾向性.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影像本体的回归.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蔡锡勇——张之洞幕府前期实业总管

蔡锡勇在张之洞幕府任事13年,主持洋务大局,是张之洞前期实业的总管式人物.一方面是张之洞惜才爱才,知人善任,使得蔡锡勇的满腹洋务帅才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更是蔡锡勇品端学精,才勘重用,赢得了张之洞的倚重和信任.总的来看,二人相处融洽,但也有一些争论.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2000～2005年张闻天外交思想研究述略

外交思想研究是张闻天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0～2005年,学术界对张闻天的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政策思想、外交风格及其在外交战线上的实务工作等都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张闻天的总体研究中仍处于薄弱地位。     

张载的大心工夫论

在张载哲学中,心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活动、体和用这样的心性两重的辨证结构。张载的大心,就是"复其性"、"复其初"的"心"回复为"性"和"气"的方法,此乃一切工夫的核心。在张载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正是通过大心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中渗透着的苍凉气息,时代、家庭、个人等方面的影响,是这种独特审美情致形成的原因.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对乖讹的展现,苍凉的底色的铺设以及独特情致的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