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郑风·褰裳》诗中“狂童”之所指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

作为近代电报事业开创人之一的郑观应,在清末电报保密制度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重视电报安全保密问题,提出了＂约定暗号＂的方案,奠定了中国电报保密制度建设的良好前提与基础,也为日后电报保密制度的建设做了认识上的准备。二是修订的《电报新编》获得了广泛应用,这不但证明了时人电报保密意识的增强,更反映了电报界对他的信任。三是提倡加强战争电报保密工作,主张对泄密渎职电报局员工军法从事。此外,他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建言献策,表明了其对国际法的通晓与远见卓识,这对日后电报保密规章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评《宋代文学史》对郑思肖的论述

本文指出《宋代文学史》否定郑思肖《心史》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同时 ,既然否定了《心史》却又将郑思肖列为宋末著名诗人 ,则是说不通的。     

包拯的法治思想与断案特色

包拯在从政过程中重视以法治国,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法存画一、赏德罚罪、防微杜渐、严惩赃吏等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法治思想。传世的包拯亲自处理的民刑案件并不多,但从中可见包拯司法实践中智慧、刚正、廉洁断案的特色。后来流传的包拯上百个断案故事,掺杂许多虚构、夸张或迷信的成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特色。     

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

以往学界谈到刘禹锡的乐府诗,多集中在其《竹枝词》上,很少全面论述其整个乐府诗,至于专门研究其新乐府的文章,就更少见了。其实刘禹锡是中唐元白之外重要的新乐府诗人,他不仅有大量的新乐府创作,而且有鲜明的新乐府理论。文章在对其新乐府进行重新认定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的乐府观,并对其新乐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从儒家思想角度解读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这一壮举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那样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郑百文”重组的破产法分析

从破产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现行破产法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是推动郑百文走上破产法制度体系外重组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郑百文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明了完善我国现行破产制度体系尤其是破产预防制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郑百文重组也为我国新《破产法》中重整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