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李健吾:中国式印象主义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李健吾(刘西渭)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批评家,他将西方印象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文艺批评,这一批评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清空词学思想

本文详述了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其词学活动对其词学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着重从词表、词心、词骨三个方面分析了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的深刻内涵,阐明词要清空先尽词表之能事、次则词意要含韵外之旨,同时还要熔炼出高健的骨气。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深受常州词派的影响,并带有郑氏个人治词的风格。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则是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感寓于词中,而出之以蕴藉高健的词笔,浑涵沉郁、莫可指实而自高古感人。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郑文焯词学在晚清词坛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

本文主要依据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六十年(1721年)的满文奏折及雍正朝相关满文档案,参酌汉文文献,并进行了实地踏查与民间采访,基本廓清了北京昌平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的原貌、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纠正了《清史稿·允礽传》的记述错误,填补了清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祖堂集》新词研究与辞书编纂(一)——《汉语大词典》未收及商榷之新词义项

通过对《祖堂集》中出现的唐代新复音词汇单位与《汉语大词典》作比对分析,从义项设立的角度来探讨《祖堂集》词汇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以期能对唐代文献的阅读和词典的编纂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鲁迅式"疾病符码"的解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列当中,并非只有鲁迅一人把疾病当做重要的文学审美观照,但在运用＂疾病符码＂发掘和呈现中国民族精神状态方面,他却以他独特的风格完成了尝试,并在作品中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疾病隐喻体系。其中,创作自不同时期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和《孤独者》,集中的展现了鲁迅对＂疾病＂的个性描摹,从而完成通过＂疾病符码＂对民族精神疾病的发掘、呈现和反思。     

在变通与叛逆之间——郑振铎的翻译思想研究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最早向国内译者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证了文学书的可译性,呼吁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探讨译者的责任并且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评述,这些论述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