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坛健将 传企业闻人——评安文江、余锋《周颖南评传》

《周颖南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东南业华裔文艺家的长篇专著,是一部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带研究性的专著,具有深层可读性。《评传》不仅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气度非凡,而且有着富有新意的阐发研究对象个性的光彩独异处,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评传》的著作者以周先生的文化活动为主要切入口,巧妙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坛”与“企业”两个世界的交汇处和结合点上,致力于挖掘它们之间的互渗与重构,从历史性展开和动态发展的流程中实现对周颖南人生本真状态的整体观照,揭示其必然要求与作家价值取向相契合的轨迹。著作者在《评传》的组织结构上也独辟蹊径,拨冗去繁,探究底蕴,使著作的布局纵横交叉、有点有面,多重分合、错落有致。     

胡怀琛、周作人现代小诗研究之比较

1920年代,以胡怀琛和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小诗研究,是新诗诞生以来第一次对传统诗学的认真反思,同时又是对西方诗学的深层次思考。他们的研究既有相同之点,又具相异之处。特别是胡怀琛的小诗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今日看来,它们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大城市郊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与思考—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文章结合北京市通州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明确了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定位及思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产业重点及区域布局：一是建立服务首都的优质农产品加工体系，包括建立加工专用品种和原料示范基地、建设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二是打造“运河文化游”观光休闲农业品牌，包括建设精品采摘型农业生态园、休闲度假型农业观光园、科普知识型农业观赏园、运河文化型知名旅游品牌。最后，提出推进通州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四点对策建议。     

方东美生命哲学阐释

自方东美被列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以来,学术界关于方东美哲学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其原因既有方东美思想本身的因素,也与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关。但是若回归方东美思想的源头,这些分歧应该可以超越,因为方东美哲学是在《周易》基础上构建的生命哲学,他以生命哲学统摄百家,并以生命哲学作为评判百家的重要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把他归为哪一家,生命哲学是方东美思想之“环中”,而百家则是从不同的方面对生命哲学的体证、丰富与发展。     

周恩来议会斗争的一次伟大实践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后一段历史 ,实现和平民主成为一种可能。周恩来认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也成为一种可能。在政治协商会议进行过程中 ,周恩来运用了议会斗争的艺术 ,使之达到了挥洒自如的地步。他总结了当时中国进行议会斗争的经验是互相承认 ,互相商量 ,互相让步 ,互相竞赛。     

列宁、周恩来、邓小平和平共处思想之比较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内容包括∶(1)反对战争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 ;(2 )军事均势是和平共处的保障 ;(3)不同制度国家应加强经济合作 ;(4 )确认了不同制度国家的主权、独立、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同制度国家扩展到包括相同制度的国家 ;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大大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即反对霸权主义 ,实行不结盟政策 ,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及一国两制 ,发展是和平的保障。     

《中原音韵》无入声说代表观点论析

学术界关于《中原音韵》入声研究的一个方面,是探讨在《中原音韵》时代的汉语通语中入声是否存在。入声消失说是影响很大、争论也很多的一种观点。其中,宁继福先生《中原音韵表稿》的论述最为细致,从八个方面做了论证。但是这些论证都不够准确。     

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新局面和新课题

本文回顾了10年前学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认识基础,检视了近10年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认识,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的编年序列及文化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此提示出三峡考古新局面下呈现的新的重要学术课题。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