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感说"探讨古代文论的"神思说"

"神感说"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相感的一种范畴学说,它是基于中国古代原始思维之上的一种认知学说,涉及人的主体精神的诸多功能,对于艺术思维的激活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的"神思说"明显地受到"神感说"与佛教重神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精神意蕴的廓大,以及对文艺创作中想象和灵感诸范畴的启发等方面.     

论周作人的"人的观念"

周作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看法上.在他的"人的观念"中,生死观、享乐观、妇女观、轮回观是其内核.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观念源自生物进化论和自然人性论.妇女观则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文化人类学对他的影响.轮回观主要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人的观念"体现在他的小品文中,形成了淡、雅、缘、苦的文学趣味,还体现在文论中的人道主义和审美非功利主义.     

从五星聚房与帝辛占星陶文看武王克商日（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帝辛占星陶文记载金星的白天出现和中国传统星座二十八宿的角宿,帝辛占星陶文证明《宋书·天文志》等的帝辛末期五星聚房记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中国政府对于公元前1019年9月17日五星聚房事实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和帝辛占星陶文的记录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秦弃礼义”考辨

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而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自然形制迥异。     

《诗经》中感生神话的文化解读

感生受孕作为殷周民族始祖的降生方式,随着《诗经》的流传,成为了后世历代先王诞生的原型。无论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契,还是姜螈履巨人迹诞下后稷,都是无父感生受孕的结果。通过对《诗经》中感生神话的剖析,阐明了感生神话的演变,从而分析了神话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再论周人的结婚年龄

儒家经书记载,周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由于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关于周人的结婚年龄历来存有争议。作为代表性的观点,汉经学家郑玄、班固就认为周人是男子到三十岁,女子到二十岁才可结婚,因为这样才符合阴阳之道,合“天地相承覆之数”;唐史学家杜佑则认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种礼制是针对众庶,即平民百姓的,贵族则不受此限制。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上述观点的不妥之处。同时,运用典籍记载、各代法律法令、考古发现,文学作品等史料,确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指周人结婚的最晚年龄,始婚年龄则与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周扬的民间文艺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领域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群体——解放区学者,他们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围绕"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扬。周扬在民间文艺的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强调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强调民间文学内容的人民性和尊重历史的原则。周扬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是为政治追求服务的,是构建新中国人民的文艺之具体表现,对于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