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述北魏、北周、唐时期出现的诸多追祖李陵的现象,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讨论中心,从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视角出发,来重新梳理和解析此类深为学界所质疑的追祖现象.本文还结合时代背景,将李陵视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探讨了其在北方游牧人与汉地农耕民接触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湘学的内涵与范围

“湘学”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湘学”与“湖湘学”以及“湖湘文化”有区别。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周敦颐,而其下限则应确定在清末民初,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     

周恩来的崇高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德伟人” ,他为后世立起了一块崇高的人格丰碑。这种崇高人格是中西文明精髓的结晶。由于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周恩来产生了深刻影响 ,成为了他崇高人格的根 ,并且在他的崇高人格中得到充分体现     

《诗经》与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下,《诗经》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萌芽”本身却包含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之“萌芽”的发展层次与基本内涵。并以《诗经》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周谷城学术创新论

周谷城的学术创新,不仅体现在其提出的理论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一些著述中。独立思考、知识渊博、勇于探索等是其学术创新的原因所在。     

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之争：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周恩来对八大正确路线的一个贡献

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果断地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左倾冒险的错误，以保证建设事业的正确进行，并由此形成了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后，由于左的错误的滋长与发展，毛泽东错误批判反冒进，并不断升级，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回顾和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于令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