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竹:杜甫的山林密友和精神化身--杜甫爱竹心理之解秘

杜甫爱竹,诗作中言及的树木以竹为最多,是因为竹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劲节、虚心、坚忍以及形体上的瘦硬特征与杜甫的人格理想、性格特征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杜甫一生,重视风节操守,为人谦虚,性格坚忍,艺术审美追求"瘦硬".竹就是他的精神化身.     

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是清代解说屈赋的殿军,又开启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新声。博采众说是《屈赋微》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总体特点是能够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注评《楚辞》的诸家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将其重新熔铸,折衷已意,由博反约。这一特点贯穿于《屈赋微》中韵字的订音与辨音、字词句的释义、章句篇旨的阐释等多方面,其目的在于务使韵字合韵、字词句义明晰、章句篇旨达意。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民间竹马灯艺术在创意经济时代的保护与开发

民间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活化石,是现代文化创造的源泉。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越加重视,创造与提升民间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竹马灯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地方文化资源,对其保存与发展是我国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产业建设的要求。     

清华简《说命上》笺识

《尚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清华简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华简一直争论不断,《说命上》一篇,网络上多存争鸣。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演绎古字形义演变之迹,各执一说,管窥蠡测,以就正于方家。     

《马氏文通》中关于介词"之"用法分析的缺陷

<马氏文通>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语法著作.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古汉语语法,具有一个完整的语法理论体系,但其中的矛盾之处也很多.如对介词"之"用法的分析存在缺陷:第一,它的分类标准不统一,类别的归属不够恰当,介词"之"的同一类用法出现在不同的类属中.第二,由于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不成熟,导致举例不当.     

瓜、桃、竹与人的出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植物崇拜神话比较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民间由于风土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在植物崇拜神话的母题情节及文化内涵方面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本文从民族文化学及文学人类学角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有关瓜、桃、竹等植物崇拜神话及始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并说明其文化内涵.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

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 ,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 :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 ,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 ,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 ,依法律条款定罪 ,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 ,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 ;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 ,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