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资产注入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理论上存在掏空和支持两种动机。文章通过运用事件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大股东资产注入对上市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资产注入的股东财富效应取决于资产注入的具体代理变量:资产注入的短期宣告效应与注入资产规模和注入模式显著正相关,而与注入资产类型和所有权性质关系不显著;资产注入的长期股价表现与注入资产的类型和规模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所有权性质和注入模式呈负向关系。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

唐代赏玩牡丹之风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唐以后,牡丹之所以红极一时,其中尤以深红牡丹为贵,是由于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契合时人好尚奢华的心理。伴随着赌博性质浓厚的斗草习俗,牡丹被当作斗富炫财的工具,夸富、斗富之风与赏花热潮自中唐以来并盛不衰。     

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心理

科学的进步所引起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生产革命或经济革命,而是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革。在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剔除各民族文化的糟粕,有所选择地继承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推进民族心理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注重家庭环境因素 培养健康的儿童心理

儿童期是培养健康心理的关键时期.各种习惯和行为模式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作为父母应十分重视用正常的心理原则来教育儿童.本文从家庭环境的角度阐明了在培养健康的儿童心理的过程中家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及其意义

在《骆驼祥子》中,祥子和虎妞“恋爱”婚姻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对才子佳人模式的戏仿。老舍的戏仿从思想上对以才子佳人婚姻模式为代表的市民婚姻文化心理进行了批判,从艺术上对这种叙述模式形成颠覆作用。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民心态——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中心(1945-1949)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在生产实践中的典型应用。通过动员与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在保障物质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农村各阶层的团结,进而有效地巩固了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民在革命中心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成效,以及统一战线的加强。以太行边区壶关县为个案,分析不同时期各阶层对互助合作的解读与诠释,揭示农民在革命与变革中的心态趋向及其表露出的历史真相。     

朝鲜族田螺娘型故事初探

朝鲜族田螺娘型故事源于中国古代“白水素女”、“吴堪”故事 ,但它在朝鲜半岛及朝鲜族人中间广为流传且发扬光大 ,主要与朝鲜民族作为接受主体而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