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陕甘宁边区特殊性地方政府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解决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先后设立了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垦区和盐业中心区等类型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边区在行政区划方面进行的创新和实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区划类型,也较好地解决了边区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为建国后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设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

技术进步是行政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看,行政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行政文化创新可视为一个开放能量交换的系统耗散过程。技术进步通过强迫改造机制、反馈调节机制和能量传输机制的内外共同作用,不断强化行政文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触发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诱发系统内外随机因素的“涨落”,推动行政文化系统跃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实现行政文化创新。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行政相对人内涵和外延的法理学分析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是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分类 ;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外延的学理分析 ,可以使我们明确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中的价值     

反行政权力异化:法律对策

腐败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使行政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行政权力异化及其危害以及对其在法律上的治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极具挑战的大课题。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对策应为:1.监督行政权力行使的运行过程,建立制约监督机制;2.事先防范、事中制约、事后惩戒的法律措施;3.建立健全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制度。     

当前深化县乡财政改革的思考

我国以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一方面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也给县乡财政带来了困难和压力。要缓解这些困难和压力,必须加大县乡财政改革的力度,否则就会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进程。     

行政和解中滥用伦理妥协的风险及其对策

适当地运用伦理妥协手段可以解除行政和解中的两难处境,但在行政和解过程中滥用伦理妥协,就会引发伦理风险,威胁行政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行、消减政府的公信力、促使行政人员道德坠落。构建行政和解伦理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妥协适用原则和条件、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养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选择。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的纠纷解决之理论构建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不仅具有相应的法理和法律依据,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审判权机关的现实地位与审判权自身供给的不足,也为行政权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提供了广阔空间,充分发挥并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在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过程中的优势和相应活动,也有助于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标的实现。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非政府组织对学生所行使的管理权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多起涉讼案件判定后确有再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首先,要改变传统行政法理论仅强调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以及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才受行政法调整,而公立高等学校为非政府组织,其对学生的管理权属非典型行政权力的观念;其次,公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为社会行政权,属行政权组成部分,受行政法调整;再次,因公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和被滥用的空间,对学生的切身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将其纳入司法干预的范畴,但应对其权力内容进行科学划分,而非全部均能实施司法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