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所贯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断开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和新境界。     

县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做法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党推动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内在演进逻辑。第二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改革在实践中摸索到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在党代表的产生方式、年会制和配套改革方面都迈出一定的步伐。当然,在试点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索,比如党代表的专业性资格问题、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定位问题以及要不要设立党代会常设机关的问题和党内分权的问题等等。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应该在上级的支持和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逐步扩大试点直至全面铺开。     

《高级英语》中的修辞与文化解读

本文以修辞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抓住一些实例,从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解读《高级英语》中的修辞运用。     

江苏省制造业服务化路径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选取了7类不同行业,调研了2012年江苏省百强企业中7个企业,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江苏省制造业服务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政府角度,提出了江苏省制造业服务化的总体思路与举措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应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加快推进高层次制造业服务化,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科研院所四方相结合的工作体系,致力于发展电子商务、提升现代服务业、推进信息化应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工作。     

发展先进文化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列宁文化建设思想探析

列宁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但他在有关文化建设著述中却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速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     

以"四个一工程"活动为有效载体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

创新主题实践活动载体是推进党建工作的有效抓手,建立永葆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一套稳定持久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规范约束广大党员,保证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发挥模范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含义、原则和内容,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文化视阈下构建党内和谐的路径分析

党的自身文化建设与党内关系和谐紧密相连,党内和谐孕育升华党内先进文化,党内先进文化促进党内和谐;实现党内和谐,必然要求党加强自身的党内文化建设,必然要求党内具有先进文化。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必须加强党内文化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党内文化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构建党内和谐必须加强党内和谐文化建设,将"四个坚持"进行到底,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坚持激发两大动力、坚持抓好四个着力点和坚持"五个相统一"。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创建高水平大学

党的先进性是创建高水平大学的根本保证,创建高水平大学是党的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反映了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创建高水平大学紧密结合起来,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努力创建高水平大学。     

Israel's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evolution: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IDF Spokesperson’s Unit (ISU)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until 2009. Analyzing five periods during which the ISU played a key role in Israel's public diplomacy, this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challenges the ISU fac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circumstances and examines how the ISU tried to modify its methods and actions in response to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media development, albeit not always successfully. The study suggests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adaptation process by applying a three-layer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he tactical layer, the strategic layer and the perceptional layer. The findings of this work demonstrate that in adapting to new circumstances, the ISU focused mainly on the tactical response level, with the result that it did not undertake any review or debate over the need for deeper perceptional changes in ISU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