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李白辞赋篇目今存八篇,其赋作具有深蕴的儒道思想观,其自然贯道体儒的方式在其辞赋作品中得到张扬与诠释,其辞赋不但对庄骚艺术化陈出新,更继承了庄骚精神与思想内蕴,加之独特的个性诠释,正为其辞赋创作之精义。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论《离骚》的空间意识

在《离骚》中,屈原建构出两种不同的空间:故土与乐土。两种空间的并立共存,充分显示了屈原在政治道路、情感意向上的矛盾冲突和进退抉择。如果说《离骚》中的"门"成为隔断故土与乐土的节点,那么"路"则成为沟通这两种空间的桥梁。在神话思维的作用下,屈原将自己的特定情感通过空间方位的特殊取向表现出来,即刻意挑选与强调南方和西方。如果说南方的取向反映屈原企图在故土寻求知音,那么西方的取向则代表他意欲在乐土寻求知音。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东南亚华文视野中的杨骚

相对一些闽籍华侨作家而言,杨骚的部分话剧、诗歌、散文等是东南亚华文视野中比较早出现的作品。以杨骚的东南亚之行为切入点,从宏观角度探讨分析杨骚从事东南亚华文创作的起因、成就及其地位,说明杨骚是东南亚华文剧坛的先行者,指出鲁迅对杨骚华文创作的提携与推动作用,对杨骚研究和东南亚华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论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

人们认为,王船山《通释》以丹法释骚,有用后起之学释前贤作品、以道家学术解儒者著作之嫌,故失之偏颇。事实上,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虽出自道家,但内丹丹法却源自先秦养生内炼术,在楚辞创作年代已基本成型;且屈原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诸学并存、儒道兼容。因此,王船山以丹法释骚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其为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