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斗争中的自律与他律

文章论述了反腐败斗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及做好反腐败斗争的两个方面:自律与他律;并论述了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关系。     

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需要,创设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完粮纳税形式的救国公粮制度,它包括统一累进的征收原则、藏粮于民的储存办法、凭票领粮的支取方式。救国公粮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改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保证了晋察冀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而且还为其他敌后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特点及其原因.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历史和现实的证据分别以饥荒和高粮价大致的粮食危机的形式表现.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在过去和现在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自然灾害、战乱冲突、国际局势动荡等原因造成粮食供给量的下降,而经济危机、粮价波动等原因又导致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及其脆弱性.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在此态势下,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

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文章试图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华洋义赈会与早期河北信用合作事业

1920年代初期,为救济中国农村,华洋义赈会开始在河北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早期发展中,华洋义赈会以社会团体身份,给予河北信用合作社以资金支持,创建了一套有效的合作社管理与风险防范机制,保证了早期河北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平稳运行,为30年代以后合作事业在全国的大规模推广起到了经验积累与示范作用。研究河北早期合作事业的组织管理与贷款机制,对当前我国农业合作事业金融问题的解决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灾荒赈济的几个侧面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文章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近代灾荒赈济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进行审视,认为尽管赈济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控制流民的生成,但近代中国在赈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而其中的教训亦非毫无时代价值。     

关于新时期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思考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体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形成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能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党内监督体制,但体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内纪律监督制度、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党委内部决策和执行机制、“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