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少数民族数文化研究

数字像一种文化基因 ,进入到文化的诸多领域 ,从而衍生出了独特的数文化。由于数字兼有语言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双重属性 ,数文化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又一研究视点。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少数民族数文化问题也日益得到关注与重视。然而 ,就其研究范围、内容、方法等而言 ,尚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此进行了初步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一些建议     

试论少数民族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

从辽代开始 ,北京逐渐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也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汇之地。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 ,特别是服饰、饮食、居住、竞技娱乐、岁时节日等民俗文化 ,都曾深受少数民族 ,尤其是蒙、回、满等民族文化的影响 ,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代表。     

川南都掌蛮铜鼓文化探讨

在历史上拥有巨量铜鼓的川南都掌蛮 ,既是铜鼓的使用者 ,又是铜鼓的铸造者和铜鼓文化的原创者。都掌蛮铜鼓在使用、流传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伴歌节舞、媚事鬼神和夸富显贵、集众征战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都掌蛮的神灵之物 ,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都掌蛮铜鼓文化与悬棺葬俗交融渗透、融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更从本质上表现出铜鼓文化是都掌蛮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清初民族文化的矛盾、融会及接纳

清王朝建立初期,文化方面面临着矛盾与融会接纳的发展趋势。结果是满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融合,而对以天主教为载体的西方文化接纳是有限的。在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其矛盾之处在于文字狱的迭兴和大型古代典籍集成式编纂等,而对天主教、外来文化则因统治需要和皇帝个人兴趣,迥然有别。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本文追溯了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认为两国历史上音乐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友好的,促进了两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必然性、多元性、个体自愿性、长期性等特点的分析,论证并指出:西部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重构是必然趋势,并且这个重构是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应以个体自愿的原则为基础,让各种文化的主人从多元的社会文化取向中自主选择取舍,以达到“中和位育”的最终结果,在西部民族地区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混一的文化环境。与此同时,笔者对学术界中值得商榷的提法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在伊朗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之后,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在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及苏菲派门宦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     

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

80年代 ,人类学曾经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写文化”大论争 ,其代表就是《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 ,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之后 ,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只是提出问题 ,却没有提供答案 ,于 1998年结集出版了《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 ,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反观“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方面。     

民族角色创新论

民族角色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规范性与创新性统一。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角色规范性研究较多,而相对忽视了角色的创新性。事实上,伴随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民族角色创新不可避免。它不仅反映在角色规范的创新上,而且反映在角色期待与扮演的实践中。角色创新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传统民族角色的现代重构、丰富与发展。     

论中华民族的多元民族文化观

民族文化观是人们对一个民族包括自身民族与他民族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取向。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观产生于多元的文化起源,形成于多民族长期的接触与交往。它既有多元的特征,也有一体的特征。在历史上,这种文化态度对中国各民族团结、国家和平统一以及社会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世界格局与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今社会,多元民族文化观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