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庙室外地面修缮探讨

尝试分析天津文庙修缮工程中的室外地面设计方案，探讨其在坚持《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以考古发掘成果、相关现存实例以及档案文献等多学科、多类型资料为设计依据，以期为当前文物修缮工程面临的此类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夜郎文化与彝族

本文通过汉彝文献资料对夜郎的记载 ,结合地下考古发掘资料 ,揭示了夜郎文化与彝族的关系。指出了夜郎是彝族建立的国家。并对“套头葬”这种独有葬式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深入研究和展示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 大力推进草原文化开发——第六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学术综述

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研讨会一直是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持续推动草原文化研究深入开展,从2009年开始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研讨会改为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并将内蒙古文联、内蒙古广电局、内蒙古博物院主持的三个分论坛纳入其中,使之成为平台固定,机制开放,主题多元,形式灵活的重要专题学术论坛。第六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主题为:草原文化与蒙古族文化。本文将从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文学艺术、蒙古族民族电影发展、草原考古文化四个方面,对此次论坛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综述。此次论坛将对今后深入研究和展示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贡献,大力推进草原文化开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考古发掘,在吐蕃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奥地利学者阿米·海勒所撰写的<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所作的述评,并结合青海境内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该墓地中考古发掘出土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史意义作了扼要的评介,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甲骨文所见殷商农业文明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字和用它刻写的甲骨卜辞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社会风貌的痕迹。关乎民生大计的农业生产在甲骨文和卜辞上都有其原始古朴而又生动形象的表现。这种文字与文化在甲骨上的结合,为我们探寻殷商时期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分析甲骨文及卜辞,参考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主要从字形这一微观视角,印证和补充传世文献中记录的商代农业生产规模、商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农业生产工艺,重现商代农业生产的场景,为我们理解、感受商代农业文明提供新的方式。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略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的不断出现,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红山文化丰富的内涵,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红山文化、探讨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也提供了宝贵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是我国史前时期一个独立的玉器系统,是红山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认识与研究的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将有助于我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进而解决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等较深层次的问题。     

渤海早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学探索

渤海早期都城的位置及形制,一直是个没能揭开的历史之谜。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实地调查及史地考证研究,学术界将注意力集中在吉林省敦化市的三处古代遗址上,并逐渐形成了几种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观点。由于目前还没有能够从考古学上认清渤海早期文化的面貌,被考证为渤海早期都城的三处遗址也未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因此现有观点不断受到挑战。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认定,其中的两处遗址并非为渤海时期的遗存。这一考古成果,为今后的相关研究从思路和方法上提出了新的思考。     

濮、越民族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