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媒介政治道德伦理属性,加强大学生媒介素质教育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媒介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属性十分必要和迫切.我们在实施媒介素质教育的时候,首先应当引导大学生抱着积极的态度来认识和理解媒介的政治属性,并牢牢把握我国媒介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同时,还要引导大学生理解和把握媒介的伦理道德属性,让大学生形成规范的道德伦理观念体系,形成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大众传播媒介中接受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最终以大学为阵地,逐步将媒介素质教育辐射到大众生活中去.     

荒诞：审美属性与艺术形态

与荒唐、荒谬不同,荒诞不仅是一种叙事、虚构方式,还是一个审美范畴。正是这一根本属性使荒诞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创作中成为与写实、浪漫、象征等齐头并进、互渗互补的基本创作美学类型之一。荒诞的主要艺术形态一为于写实性的荒唐里有所隐含,二为在极致化的浪漫中生成意蕴,三为与象征主义结缘而使书写更趋向哲理化;1990年代后在中国,又出现了以文学经典的重构来承载题旨的新形态。     

汉语定中短语VN的维吾尔语对应表达

文章主要分析汉语V＋N和V的N定中短语区别,V与N的搭配特点,定中短语VN在维吾尔语中的不同表达形式,并且从动词配价和语义角度对产生不同表达形式的原因进行探析。     

试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属性

我国各地方现行的农村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希望为该制度找到准确的法律定位。     

社会性本质论的由来与失误

社会性本质论者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只有人的社会性才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一哲学命题的失误表现在：一是将质与量这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提并论;二是混淆了事物的特性与本质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别;三是将属于意识范畴、第二性的东西的社会性当作事物的本质;四是将属于现象的社会性等同于本质;五是违背了本质的定义及其规定性;六是背离了生命科学的科学结论,违背了哲学的使命和要求。可见社会性本质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唯有人的自然属性才是人的本质,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所在。     

试论我国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属性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我国私营企业主具备了形成为一个阶级的经济前提;从政治思想关系的角度看,我国私营企业主尚未形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我国私营企业主可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     

形合、意合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及其深层动因

形合与意合是语言构建的外在表征,也是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特征。指出在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是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而在句子以上（语篇）层面,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语用主体出于交际目的之需要在实际话语活动中的语用选择,这种选择受认知环境、文化认知范式、审美取向的影响和制约。     

论工业设计学科的科学属性及其意义

在当前市场竞争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很多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卖弄造型到追求时尚,发展到过度单一的只重视形式,而忽略工业设计的科学性属性,使工业设计追求和谐、合理、适用的科学理念没有能够在生产制造中发挥出来。工业设计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和科技融合的历史,工业设计科学属性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贯穿于产品开发到制造、营销及售后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正确理解工业设计融合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助于工业设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解释纠偏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网络犯罪参与结构由传统犯罪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式的链条结构转变,使得立法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应对犯罪参与模式的改变,解决网络犯罪行为不适应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难题。立法者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规制“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但未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加以说明。理论界关于该罪性质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共犯性的视角,但是以共犯性解释该罪的性质又会产生正犯不存在或者难以查证时归责标准阙如、意思联络趋弱而难以认定共犯、共犯与正犯危害性异化致使按照共犯理论归责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等适用困境。量刑规则说、共犯正犯化等以完全共犯性为着力点的学说,忽视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属性,造成了适用困境并违背了对该罪的立法初衷。故此,跳出传统的对罪名性质解释单一的桎梏,承认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性,根据“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与“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的不同,在“共犯性”与“正犯性”双重视角下区分认定该罪的性质,使得同一罪名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呈现动态的性质解读,以突破现有理论的适用困境。这对于契合司法实务向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发展,应对因传统刑法理论相对滞后而导致适用冲突不断的现实难题,对纠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等,尤为必要。     

个人信息:从财产属性到公共利益属性——基于信息产权制度构成理论的比较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在个人信息人格权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财产属性并以此确立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观点层出不穷。然而，个人信息具有不同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属性，劳动财产理论、人格权财产理论以及经济激励理论等信息产权构成理论并不能成为构建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基础。产权制度注重个体支配而淡化了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不仅难以激发企业的内在驱动力，还限制了信息主体人格自由发展，并由此催生新型不平等关系。个人信息保护应侧重于公共利益考量，涵盖“公共人格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两部分，前者为人格属性的升华，后者则为财产属性的本质。公共利益属性内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引配置权益，回归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正义价值。一方面，法律应当在信息主体人格权益优位保护的前提下确保信息企业无偿且平等地获取个人信息，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可类比环境治理，以技术规范信息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为修复公众对数字环境之信任，个人信息事后司法救济应采取民主途径，并将信息处理者的制造权益风险与其举证责任相关联。群体性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与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利用二者并非处于对立面，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也表明，双方可据之促成共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