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也正在冲破国家的文化壁垒。全球化强化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有助于一种开放的文化观的形成，促进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传播。同时强势文化的冲击也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其分化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应主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强文化安全意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之所以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就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执政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因素构筑的多中心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在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因素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自然灾害不断,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防灾救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尽可能减少灾害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在灾情高发期保持社会稳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而严峻的问题。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医学教育改革和创新

科学发展观为高等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按照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全方位推进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强化素质教育,构建新的教学体系、管理监控体系以及教学保障体系,对于提高医学教学质量,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实现国际标准本土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百年来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前人很早就关注到了文学的地域性,但多停留在感悟式体验层面上。地域文学进入理性的研究阶段始于刘师培,不过,地域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并未受到重视,学者的研究多处在自发阶段。进入本世纪后,地域文学研究开始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变,地域文学研究也日趋火热。但由于地域文学本身较复杂,研究起步也较晚,因而还存在诸多问题,后继研究者须引起重视。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