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方差分析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

本文利用统计学原理与风险决策分析方法,提出了资本结构决策新的方差分析方法和矩阵模型.与原有的基于概率分析的方法比较,本文建立的模型方法克服和舍弃了模糊性和难操作性,有效地权衡了风险与收益,使资本结构决策模型更富可操作性和广泛适用性,能够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简要回顾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的立项背景,系统地介绍了该项目的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提出的主要观点,扼要地阐述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项目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情况。     

基于ROS平台的机械臂精确控制研究

基于我国东部农民工城市创业数据的分析,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包括初次创业和调查时点的此次创业）是否受其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加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等）,帮助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并促使创业者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基于《巴塞尔Ⅲ最终方案》的弹性杠杆率监管研究

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刚性杠杆率监管存在机理性缺陷。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刚性杠杆率监管的效果,刚性杠杆率监管也不能体现杠杆累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风险的变化。若引入弹性杠杆率缓冲,刚性杠杆率监管加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机理性缺陷就可以避免。因此,有必要实施弹性杠杆率监管,杠杆率的弹性化程度与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对应。     

资本下乡：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进入模式是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经营活动的控制权程度为依据,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划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紧密型”三种类型。利用对广东、湖北、江苏以及云南四省151个投资主体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生产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以及生产技术传递能力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资源优势越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市场潜力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非正式制度越不利,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低;生产技术的传递能力越弱,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综述

虽然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论述性的文字很少,但他以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事实,记述了许多重要问题。马克思晚年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不懈的追求精神为我们留下了180万字的《历史学笔记》这一思想丰富的伟大著述,这驳斥了一些人所谓的马克思晚年“慢性死亡说”。虽然内容庞杂,读起来相对费劲,但是这部著作价值很大。因此,笔者对近年来《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综述。这里以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的《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为文本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不应求的简单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能暂时起到抑制投资过热、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我国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经济矛盾.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不仅需要采取"从紧"控制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从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入手,采取"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