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背景论析

城镇化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实施城镇化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选择。我国现有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城镇化的成本与效益等因素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依据。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要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中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搞城镇化建设的做法,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科学干预、合理引导,从而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     

生态工业园建设的政府职能分析

生态工业园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实现工业园区生态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文章结合生态工业园的实现途径,分析了政府在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中的职能定位,其具有为工业共生网络发展提供制度激励与规划、协调,引导、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公用工程一体化发展,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管理确保园区生态化发展等三大职能。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 推进企业年金发展

企业年金是在政府指导下,企业自主参加,为企业职工提供的一种补充养老金计划。为了推动企业年金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借鉴国外企业年金经验,政府应在中国国情下,在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资本市场、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等方法发挥其指导性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年金的发展。     

国内服务型政府价值研究综述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政治民主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就是其中之一,政府要维持其政治合法性,只有通过自身的民主化改革,才能应对这一挑战。作为公共组织的主体,政府的价值取向塑造了公共组织成员对公共行政的认识,以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方式。服务型政府民主价值的确立对公共行政人员执行任务的方式设定特别的限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根据政治行政同一性的方法,去关注和分析服务型政府这个主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指明今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意义重大,对指导各级政府自觉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1954—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双A＋双V”偏正搭配的统计分析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一种,其书面性和正式性的主要表现之一便是运用大量如“大力发展”、“切实加强”、“逐步改进”等的“双A＋双V”的偏正搭配。这些偏正搭配在表达上严谨、准确,有的由于经常使用已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程式用语”。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以偏正搭配的两个组成部分“双A”和“双V”为节点词对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此种模式作统计,可以发现,此种模式的表达符合政府工作报告公文语体的性质,在表达上准确、规范、严谨、科学。     

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

新教传教士初到中朝时,都采用了医学传教的间接传教方法。由于他们入国的方式和行为不同,中朝两国统治者分别实行了禁、驰的政策,基督教迫于清廷的严禁和防范而借助本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日后华人诟病;而在朝鲜宽容的环境下,基督教很好地融合到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命运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政府改革：背景、特性与路径选择

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城乡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型关键时期所面临的特殊背景以及由此引致的诸多特性,客观上要求寻找更具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探索和实践法治基础上的新型人治、效率基础上的中国式民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实然逻辑”

中国历来有＂郡县治,则天下安＂之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仍然是＂成败在于县域治理的好坏＂。社会各界对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政府行为是理性的逻辑行为,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成败得失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县政府及其官员的自利性决定其行为的基本取向;行为目标的确定遵循着＂生存理性——利益理性——社会理性＂的逻辑顺序;行为结果取决于县政府行为的＂自由空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