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限群的超可解性

利用弱拟正规和广义中心元概念得到有限群为超可解群的若干充要条件,推广了现有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基础。     

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与江苏制造业集群培育

对于江苏来说,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意味着在10年内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3倍。如何实现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战略目标呢?大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竞争合作机制,能促使成员企业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和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产业发展空间、地理区位、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江苏省应当重点发展信息、石化、医药、纺织、装备、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等6大制造业集群。     

引导与干预:不同汇率制度中的央行行为分析

广义汇率目标区制包括介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所有的汇率安排,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不同,决定了汇率目标区制中类型的不同。在中央银行强有力的干预下,中心汇率和目标区公开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种目标区制,其根本特性就在于其汇率形成机制的内在稳定性,从而也是构建未来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的较好选择。     

对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实证分析:以中部五省为例

通过采用C-D生产函数对中部五省经济增长的有关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对中部五省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为:城市化水平、劳动就业状况、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因此,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劳动就业应成为实现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切入点。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追寻解放的革命教育理念与实践：以西北军政大学为中心

西北军政大学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区域性军政大学之一,接续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传统,呼应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开展了基于解放目标的教育动员行动。通过开放的办学方式、灵活的教学内容、明确的革命导向,西北军政大学将思想教育与解放事业相结合,以批判的武器支持武器的批判,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形成了植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需要的特殊高等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     

恩格斯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形成的独特贡献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对这一思想的形成有着独特性的贡献。依据经典文本,恩格斯的独特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从社会秩序出发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无序性事实,阐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之必要性;从利益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共同利益原则,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优越性;从人性与自由关系出发阐述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性丧失的状况,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价值性;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阐明“自由人联合体”之革命性。     

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对央企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影响研究

自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以来,经过2010年和2014年的连续调整,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央企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否受到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的影响、国资收益收取比例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代理理论对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和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不仅受到传统的公司特征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宏观政策的制度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