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人员担负的行政责任不断加重,基层公务员的行政执法风险逐渐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划分为输出和输入两种类型,并从输入型风险的角度探讨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的内涵、风险来源及防范措施。     

公务员圈内人身份感知对任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理论

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独特的圈子现象。以差序格局为理论基础,从下级主观感知的视角出发,探讨公务员圈内人身份感知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圈内人身份感知对任务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圈内人身份感知对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投入是圈内人身份感知与任务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     

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对培训效果的影响分析

基层公务员培训是提高公共管理队伍人员素质的关键,其培训效果的提升越来越引起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基于受训准备度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概念,并通过问卷调查对各维度假设进行验证,确立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的7个维度及其受训准备度量表。通过确立各维度对培训效果的影响以及主、客观维度的相互关系,建立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对培训效果影响关系模型,进而提出要不断完善中国基层公务员培训体系、建立梯度式培训方案等具体的针对性的改进制度。     

论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与对策

自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发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民间索赔;二是已过诉讼时效。据国际法理对上述理由剖析与审定,一方面可知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原则,进而可助益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对维护我国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二战赔偿问题,根本矫正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晚期资本主义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突围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出市民社会中存在异化的交往机制;哈贝马斯尽管弱化甚至放弃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因素,却在探讨生活世界的理想交往机制中,推动市民社会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中进行突围。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文化效应经葛兰西开启之后,又在哈贝马斯这里得到深入拓展。     

浅析公务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必须要倚重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对公务员内涵的界定,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手中“握有”公权力,即“依法履行公职”。国外对于公务员范围的划分虽然方法不同,但适用公务员法的人员范围大致相同,即行政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这部分人是公务员的主要范畴,也是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     

论未来民法典对信用的立法保护

信用的重要性使法律应对其进行恰当的调整与保护。本文在分析法益与权利两资源形态的基础上, 主张将信用上升为权利,并确定为精神性人格权进行调整,进而从法律救济的角度阐述侵害信用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构成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戊戌维新派宪法思想概论

从“进化论”与“三世说”理论、“民约”与“民权”理念、“分权”与“集权”思想以及“立宪”与“法治”主张四个方面探讨晚清戊戌维新派的主要宪法思想,力图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差距中探索制度生成的历史逻辑,并由此揭示民主精神与共和制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