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

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初学者主要有误解法律行为是与法律有关、能发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要求等行为;学者主要有法律行为与法律及意思表示的混同、法律行为定义的非科学性、颠倒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的源派生关系等.     

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读《赵秉志刑法学文集(四卷本)》感言

学术积累、学术执著精神和学术责任对于学术研究中从量变到质变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刑法学研究中,赵秉志教授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法学界可以说成为一种学术现象而存在。以其学术论文集为线索,反思赵秉志教授学术成就的取得和学术走向的轨迹,可以发现快速的学术反应能力和学术敏感性,源于厚重坚实的学术功底;准确的时代脉搏把握能力和学术战略眼光,源于返璞归真的学术境界;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视角,源于厚积薄发的学术积累,源于浮躁时代背景之下的自我冷静和执著精神;长期的学术领跑能力和学术领军地位,源于严谨沉稳的治学态度;精美完整的研究布局和严谨的论文结构,源于令人称道的学术组织能力;长年坚守的务实精神和服务民生理念,源于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喷涌不断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源于与生俱来和长期养成的学术热情与执著。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医学学报发展需要学者型编辑

当前，普通医科院校学报在缺乏顶尖水平稿件的情况下，编辑专业修养的高低对刊物的学术影响力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外优秀期刊的经验，及国内多数医科院校学报的实际工作情况，对医科院校学报及其编辑专业修养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做学者型编辑以促进医学学报的发展。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清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为中心

清代中朝文人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留京期间,中朝文人宴游唱和,以画纪事,写真留影;第二,临别之际,两国文人常以画图题赠,表达相思怀念之情;第三,在分别后,中朝文人通过互赠和互寄书籍、器物、诗作等方式,表达问候,以慰相思。由此可见,清代以来中朝之间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坛,与中原内地普遍批判明前后七子的滔滔洪流截然相反,选择了尊崇七子、以复古为导向的主张,掀起了一股弥漫滇中的复古潮流,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一方面在于七子敦复古道、恢复古人风范志节的主张契合了云南诗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和继承与发扬明代文化的心理。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气对后世云南诗坛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后期尚绵延不绝,形成了云南诗歌独特的风貌与传统。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