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合同中的后合同义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终止劳动合同之后,因劳动者利用在原单位所掌握的商业信息、技术秘密等商业秘密而引起的争议大量出现。目前我国处理此类争议的主要依据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合同法》中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从劳动合同的后合同义务角度对这类纠纷的实质进行分析、讨论,并呼吁立法将劳动合同的后合同义务规定为法定的义务,以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论商法的起源及其对我国入世后的启示意义

商法的起源问题是商法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之一。关于商法的起源有多种学说,但独立的商法起源于中世纪。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人阶层的产生及力量的壮大是商法产生的必要条件。打破传统、勇于创新,扶持商人阶层的发展是研究商法的起源对振兴我国商法的重大意义。     

从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物权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分析

物权观念是整个物权法藉以建立的逻辑基础.物权观念经历了由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的变迁.普通法系早在15世纪末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一变迁,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也在18世纪末产生了成熟的经由契约变动物权的相对物权思想,而德国法系的物权法则始终囿于古典的绝对物权理念.我国未来物权法应当顺应物权观念演进的历史潮流,实现由绝对物权到相对物权的历史性更新.     

动产和不动产划分标准的思考

传统划分动产与不动产的标准是财产的物理性能,这一标准无法回答财产为何要划分动产与不动产,因而其作为动产与不动产划分标准的合理性应该受到质疑。财产的社会重要性是对财产划分为动产与不动产标准的精确界定,登记作为社会重要财产的指称应是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标准。     

试析我国旅游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与规范

本文分析了我国所实施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开发战略"的具体涵义和实质,指出了由于错误理解此开发战略而造成的地方旅游开发中的种种问题。论证了当前我国建立旅游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充分论述了我国旅游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旅游地地产市场的组成、架构及其策略措施,指出了我国旅游房地产市场的三个层面和三级市场体系。     

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

物权的支配性特点,只反映了权利人与物的关系,是物权的自然属性。排他性是物权的法律属性,也是物权的本质属性。认识排他性的意义在于区分不同的私权利的界限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增强人们对公权利与私权利平等保护的法律意识。解决不动产物权的优先性,可以借鉴我国专利法保护专利申请权的原则,先申请登记的物权优先更加合理。“预告登记”使债权具有了对抗其他买房人的“物权效力”。不动产交易的善意保护不同于动产交易的善意保护。区别的关键在于公示的方式不同。侵权法和侵权责任解决不了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完整的支配状态的恢复问题,在物权的请求权不足以保护物权利益的情况下,再适用侵权的请求权,把侵权的请求权作为物权的请求权的补充手段,更有利于全面的保护物权的请求权。     

苏轼诗中“归”意识探析

"归"是苏轼诗中常见的字眼,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归向仕途;历尽宦海浮沉,"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又渴望归隐于故乡和自然;尘世之外的永恒真境是他精神上的真正家园,却无法企及.苏轼从入世到渴盼出世及无法弃世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     

"中和":理性与价值统一的真实内核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思想.儒、释、道诸家都对其作过论述与阐发.而儒家中和观在"中和"思想中是最原创、最有主导性、最具根本性的.对儒家的中和观,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和"作为一个理论性极强的哲学概念,既有认知的成分,又渗透了道德价值的内涵.     

试论《白鹿原》中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作家所理解的“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品中所蕴含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思考,在诸多主要人物的人生际遇中较为清晰地凸现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脉络。本文正是以梳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冲突为契机,来考察作品反映民族心史的深度和广度。     

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架构与商法的复兴——评徐学鹿著《商法总论》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使商法一度遭受冷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 ,商法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趋显现。时至今日 ,我国加入WTO在即 ,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 ,复兴我国商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且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我国法学界 ,“民商合一”的论调久已有之 ,似乎已早成定说 ,这一理论误区极大地阻碍了商法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徐学鹿教授所著《商法总论》一书 ,堪称商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 ,对传统的商法理论误区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它雄辩地论证了商法演进的四个阶段 ,以及商法的概念、地位和独特内涵 ;鲜明地指出 ,在我国商法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的传统观点应予放弃 ,应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切 ,无不对如何构筑我国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框架与我国商法的复兴 ,提供了崭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