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变迁轨迹——基于政策学习理论的简单考察

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时间维度上监管力度渐强,在空间维度上监管范围渐广,在技术维度上监管措施渐多。早期面对新生事物时的迷惘混乱已被克服,整体思路开始明晰。监管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明显的政策学习痕迹。     

"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展开和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崛起,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失业率并行攀升的趋势。对此,以西奥德.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践和潜心研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人力资本论,其中关于劳工迁移的精辟论述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性价值,但是,其中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强调区域工资差异的论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近现代史上的跨国移民以及二战后美国以劳工为核心的人口流动,都证明了该理论中的局限性。     

早期大生纱厂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及其特征研究

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设了中国近代有开拓意义的民族企业——大生纱厂。在大生纱厂早期,其内部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典型的集权性运营机制到建立起以股东大会、董事会、查帐员为基本特征的三权分立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过程。但大生纱厂内部治理始终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即体现为张謇个人在企业内部的集权特性。这种集权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理论问题

自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来,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从哲学高度解读以人为本,就是在坚持以物为基础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从政治角度解读以人为本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党的执政理念层面解读以人为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随着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网络交际语言,因其鲜明的独特性而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本文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从语言变体、言语社区及语言变异的社会原因等方面,对网络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文章指出,在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言语社区内,网络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然后分析了网络语言变异的社会原因及对网络语言应采取的态度。     

府际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规范化——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区域所在地方政府的协同合作。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已成为开展府际合作的主要方式。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以来,成渝两地政府合作极具急迫性和必要性。目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范性不足、程序不固定、效力规定不明以及行为外溢影响第三人权益等。府际治理理论是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理性工具。在府际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要实现规范化运作,必须解决好协议缔结权的法定性问题,且通过设立中央批准机制、独立管理机构以及第三方参与机制等路径予以推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浅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提出的要求,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强调要在发展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在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形势、执政能力建设之内涵和如何在发展中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