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名管理中的片区地名问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沿街商铺的涌现,门牌设置出现了同一座楼房楼下为道路门牌系统,楼上为小区门牌系统的混乱状况,如何处理片区地名的命名成为地名规划工作中的棘手问题。本文指出城市片区地名起到的作用、引发的问题,深入剖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建议,为今后地名规划工作和城市生活提供帮助。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古代文学中的竹林

竹子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植物题材之一,竹林又是竹子题材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我国古代竹林资源丰富,相关文学创作源远流长,作品繁多,展现了古代文人丰富的观赏经验和审美情趣。竹林较为亲近人居,丛生竹林结丛而生,散生竹林上合下疏。不同季节、气候、环境条件下的竹林景象具有不同的美感。竹坞、竹坡、竹溪、竹径等意境幽雅,成了文人最乐于吟赏的风景。     

濒危语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以居都仡佬语为例

以居都仡佬语为例,阐明濒危语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但不宜作为主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濒危语言这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我们可以寻求其他更适宜的保护方式。     

南夷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原因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本文把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文化变迁划分为汉武帝开拓以前、汉武帝开拓后至东汉初期和东汉三个不同时期,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南夷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内涵及其原因。     

中国道路文化的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鉴于自古以来中国道路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道路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分析了道路文化的含义、特征、研究范围和意义。分析认为,道路是人工建设的工程,它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道路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辐射连通的开放特征、利在社会的公益特征,呈现出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和多元价值取向;它是文明的纽带、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道路文化研究在中国道路建设和交通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论《边境三部曲》中的文化隐喻

《边境三部曲》是美国当代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描写西部牛仔的宏伟巨著,这一系列作品因其对大自然、对人性、对社会、对宗教等的深切关注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隐喻。从《边境三部曲》中牛仔、荒原、宗教等文化符号入手探讨作品的文化隐喻。     

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

独树一帜的京剧艺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且具有浓郁的京味特色,是亟须抢救、保护、继承的国宝国粹。当前的关键在于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开掘京剧文化的现代价值,为优化人类文明提供精神营养,使之走向世界,走向明天。     

文化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文化全球化浪潮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构成了新的挑战,又给予了新的发展机遇。应对文化全球化挑战的首要之举,是要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拒斥与接纳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去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Israeli existential anxiety: cultural trauma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present paper extends recent studi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 suggesting that the Israeli case revolves around a set of deep cultural codes which constitute various empirical manifestations. Broadening on this re-emerging paradigm, the study provides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a major trait of Israeli national character, namely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fear of annihilation. It does so while advancing the idea that cultural trauma sets a context for Israeli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sraelis constantly reference persistent and endemic existential fears of annihilation. They do so while tying together four levels: the mythological predicament, historical evidence, contemporary threats and future ri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