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决定

本文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既不象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只取决于收入,与利率无关,也不象鲍莫尔模型表示的那样与利息率始终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而是要在人们收入水平越过温饱线之后才受利息率的影响。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变化规律,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并分析了中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变化倩况及其与模型的一致性。     

协整方程设定与中国货币需求函数

货币需求函数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依据。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由于宏观经济数据的不平稳倾向,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都是在协整的框架内进行的。但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忽视了协整方程设定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结论的影响,在国外,这一点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文献。本文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协整方程设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在1990-2004年间,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受到了协整方程设定形式的影响,在存在的协整关系中实际货币需求对实际GDP的弹性为1.46,对通货膨胀的半弹性为-0.865。     

论两岸四地货币统一的障碍与对策

在分析两岸四地货币统一的命题和命名的基础上,对影响两岸四地货币统一的主要障碍进行了讨论。从战略布局、金融政策、措施选择和实施步骤等方面对两岸四地货币统一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解读“哈耶克命题”及其启示

＂哈耶克命题＂的核心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命题＂的基本含义是：货币与其他商品并无不同,通过私人发行者之间的竞争来供应,要好于政府的垄断发行。基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解读＂哈耶克命题＂获得的启示是：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竞争机制,淘汰＂劣质＂金融产品、激励金融业保持并提升其特许经营权价值;创造非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可能性,其前提条件是消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     

试析云南早期墓葬中贝的功能

在云南发掘的春秋至两汉时期的一些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海贝。这些贝系舶来品。在当时的社会,它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同时也具有宗教的、艺术的,甚至货币的功能。其功能是多样化,并非凝固为单纯的一项内容,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网络虚拟货币的本质及其监管

通过比较网络虚拟货币和法定货币的差异,分析网络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得出网络虚拟货币是具有准货币职能的网络商品,且具有商品属性不断弱化、货币属性不断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取决于网络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层的渐次认同、加强监管并使其不断标准化的统一发行。同时,以“大家点”网的拍点和腾讯网的Q币为例,揭示了网络虚拟货币由于本质定位的动态模糊性引发的系统性问题,并从监管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美元国际货币网络效应之基:石油美元体系评述

国际货币的网络效应是一国货币获得国际货币地位并得以维系的基础,网络效应从理论上解释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当前网络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阐释仍然缺如。以石油美元为切入点,梳理石油美元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分析美国是如何通过对石油生产的控制,配合国内深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美元全面主导石油的计价权、定价权、交易媒介、结算货币、风险管理、富余资金投资等多个领域,从而形成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国际货币网络效应的基础; 进一步分析了石油美元体系潜在的脆弱性、近期涌现的石油贸易去美元化现象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研究认为,鉴于目前以石油美元体系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等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促进大宗商品计价、定价与贸易结算等人民币化,培育人民币使用的网络效应。     

阿罗悖论的起源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阿罗悖论是经济理论界的哥德尔定理。本文从历史与机制两方面详尽分析阿罗悖论的起源 ,认为在'剩余'产品社会出现后 ,由于自然约束的松弛 ,无论运用投票选择机制 ,还是货币选择机制 ,都无法在满足所有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 ,从逻辑上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 ;'剩余'产品的出现及自然约束的松弛 ,是阿罗悖论出现的深层原因。文中还运用阿罗悖论对公平与效率的分离问题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     

从馆藏文物论盐阜区的货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根据地在与敌伪进行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存在着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业的复杂斗争。其时,仅流通的货币就有法币、伪币、抗币,三币之间的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抗日政府审时度势地采取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与敌伪展开了激烈的经济、金融方面的严峻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馆藏文物的角度,解析盐阜区的货币斗争,为全面研究抗战时各根据地的金融史增添了新资料。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