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研究

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作为契约的平等缔约主体,应该参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享,凡是能为企业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作出贡献的员工都称其为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权的配置是激励企业人力资本的一个有效途径,企业的人力资本应同时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国有企业经营者也应参与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享。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创业投资中的人力资本管理及启示

由于高科技创业企业行业环境复杂、缺乏历史数据与记录,从而使得其主要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无法像一般投资人监控传统投资对象企业一样对其进行监控。为此,美国的创业投资机构实行了以人力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监控投资对象企业的办法,即通过多种措施加强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和约束。通过对美国创业投资中关于人力资本管理措施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典型的"股东积极主义"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确保创业投资高效运作的基础;为创业投资提供可靠的制度环境是政府推动创业投资发展的最佳政策选择。     

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瓶颈”及对策

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储量的增长。在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以数据分析了西部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问题,最后给出了加速西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对策。     

Resources, Fertility,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in Mao's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ome differences across social classes were compressed. Formal education was not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income between white-collar and blue-collar families, although white-collar parents had more education than blue-collar parents. In urban China, wher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high, couple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atus appeared to make different trade-offs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Urban white-collar couples had fewer, but better-educated, children than their blue-collar counterparts. In rural areas, white-collar couples still had better educated children than blue-collar couples,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that incidentally helped reinforc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opulation encouraged urban coupl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resources (i.e., cultural capital rather than income in this case) to adopt different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IP”的价值意涵及其人格道德化和道德人格化

“IP”中凝聚的价值呈现为体验价值、想象价值、共创价值。作为资本符号本身,“IP”经历了由人际交往资本符号到网络虚拟资本符号的演变,最终在当今流行的语境氛围中确立为生命价值资本符号及其聚合体。“IP”的价值转化有两条路径:“IP”的人格道德化和道德人格化,前者主要反映出一条社会伦理心态中的“价值动力链条”,包括善的自我完型动力、善的凝聚传播动力、善的价值整合动力;后者主要包括“IP”在形象维度、需求维度、意义维度中的现实塑造。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共同富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过程和结果都要公平,而且我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共同富裕要紧紧围绕增进经济增长的充分性、发展的平衡性以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三个方面做文章,这注定是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过程.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东南亚地区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考虑投资质量、东道国内部环境等因素.东南亚国家借助已有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大力改善其内部环境等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