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信访制度

为什么信访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本文研究发现,信访制度不是老百姓建立的,而是中央政府建立的;不是非正式制度,而是国家正式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国家的日常形式;信访制度既是为百姓服务的,更是为国家服务的,是为了弥补体制缺陷和国家长治久安而建立起来的。     

财政分权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历史、现状与展望

财政分权是政府管理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思路,分税制改革立足于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合理分配,是财政分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实施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与不足等问题。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其改革确立的县级财政负责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与分税制改革紧密相关,也就使得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彰显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上,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可及性、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更优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更有保障的财政供给体制。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及启示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十分重要。改善政府间财政关系,必然涉及到政府间财政权限的集中与分散的处理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分级财政体制的西方国家里,财政分权理论受到广泛重视,这些理论为建立分级财政体制和强调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也为我们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路径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支撑,从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实现视角,以监管权力的"理性"实现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金融监管问题,把决策者描述为"理性行为主体",运用经济学中"理性"视角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实现进行研究,契合我国全面深化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旧未完破、新未全立"的情势.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理性"配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从主体自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维度构建主体"理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体"理性"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出重塑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央调控与地方监管的关系.     

集权、分权、利益集团理论与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

本文从论述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政治思想入手，分析了以集权思想为特征的汉密尔顿＂古典式行政模式＂、以分权思想为特征的杰斐逊＂浪漫式行政模式＂和以利益集团思想为特征的麦迪逊＂新古典式行政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并从宏观上考察了３种＂行政模式＂在美国行政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实践和影响。     

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不足是当前中国民生类公共服务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政府规模和竞争等因素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GDP为基础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引致的政府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增长效应明显的经济建设领域,明显挤压了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此外,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制度等也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比重的提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论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局限性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国际形势发展的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由此促成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     

我国的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应该在支持农业发展上有所贡献。本文基于风险管理视角,概括了农业风险、农业保险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脆弱的表现及其原因,提出了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的构想,并探讨了具体对策。     

我国企业集团管理现状及对策

企业集团这一典型经济组织形式,具有多法人、有联结纽带、多样化经营、多功能和多国化等特征.目前我国企业集团初步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但企业集团内部集权与分权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治理有待改进.为此,一方面企业集团在内部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大力实行经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企业集团竞争实力.另一方面,国家在外部要完善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论我国分税制体制的立法完善

分税制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分税制历史的简要回顾,分析了分税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缺少完整立法,地方税权小,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有待立法.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立法上的建议:制定作为分税制依据的税收基本法,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制定转移支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