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政策

东盟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最成功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基于东南亚地区政治、宗教、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彰显了东南亚国家谋求地区一体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东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借助各种手段和途径谋求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     

邓小平的睦邻外交战略探析

邓小平睦邻外交战略是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他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以国家利益为宗旨,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全方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它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关系,并且为当前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推行“和平崛起”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始终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外交工作，一方面强调，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过程中，要抓住重点，围绕大国关系展开积极谋划；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积极推进大国外交的同时，有序推进同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和周边外交工作，勾画了一幅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而又兼顾整体、有机统一的外交战略体系，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目标与路径

外交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外交能力大小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变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命题,就是要主动塑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有的外交体系和外交能力,外交能力建设自始便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以“两个大局”为时代坐标,着眼塑造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应以外交体制机制建设为基础,以外交理论创新为引领,以外交布局的谋划和推进为主线,以战略实施能力的全面提升为支撑。外交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效实现国家实力、战略目标、外交方式的相互匹配,同步推进外交体制机制改革与外交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外交实务也要加强学术发展和智库建设。